于洪君：中古关系从曲折多变到回归正轨（195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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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年03月03日　来源：于洪君　作者：于洪君　阅读：514次

【编者按】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西半球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201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古期间以“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形容中古关系。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李克强总理于2016年分别对古巴进行访问，显示了中国党和政府对中古关系的高度重视。然而，如此牢固、深厚的中古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两国关系也曾出现过波折。“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撰文，为读者展示中古关系从曲折多变到回归正轨的那段历史进程。本文由于洪君授权察哈尔学会独家首发。

2014年7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在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右）全程陪同下，访问古巴第二大城市、被称为“英雄城”的圣地亚哥。

古巴是拉丁美洲美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该地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虽然这个加勒比岛国只有11万平方公里国土，人口目前也只有1200多万，经济发展在世界上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其领导人卡斯特罗拥有的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和超群脱凡的个人魄力，他所领导的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古巴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独具一格。中国与古巴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总体布局中，始终占有非常特出的位置。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生于1926年，学生时代即开始投身于反对古巴反动独裁专制政权的革命斗争。1959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美国傀儡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在古巴建立了革命政府，随后领导古巴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古巴革命的胜利，在美国后院打开了缺口，美国对此深感恐惧和不安。它策动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古巴断交，对古巴实行全面封锁和孤立。在这种形势下，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新政府先后制定和发表了三份对外政策文件，即1960年9月的《哈瓦那宣言》、1962年2月的《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和1964年7月的《圣地亚哥宣言》，宣布古巴对外政策的原则和目标是保卫古巴革命，维护古巴独立、主权和尊严，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和革命事业。古巴70年代和90年代通过的两部宪法也规定，古巴在对外事务中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中国与古巴虽远隔重洋，但双方交往的历史却源远流长。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为开发古巴蔗糖，以契约方式运来12·6万华工到古巴做劳务。这些中国苦力不但为当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人后来还参加了古巴独立战争，表现十分出色。古巴将军贡·德格萨德曾赞扬这些华人战士，没有一个人当过逃兵，没有一个人当过叛徒。古巴街头至今还耸立着专门为这些中国战士修建的“纪功碑”。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正值世界反帝反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革命胜利不久的新中国，当时视美国为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因而大力支持古巴人民的反美斗争。尽管当时古巴与中国还没有建交，但中国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设立了新华社分社，古巴人民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实现了互访，双方实际上从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即已开始友好交往。当年2月19日，卡斯特罗第一次就古中关系发表公开言论。他说，“我们应该把糖卖给需要购买的人。如果俄国人需要糖，我们就卖给他们。如果中国需要糖，我们可以把糖卖给中国。”当时蔗糖是古巴的经济支柱，也是古巴开展对外斗争的工具。这番讲话表明，古巴已有意与中国开展务实交往与合作。

1959年7月，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接见了应邀到访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赞扬毛泽东是“ 拉美青年最崇敬的人物”，同时向中国国防部长朱德元帅赠送了他们在革命战争时期从前独裁政权军队参谋长那里缴获的一具铜制坦克模型，请代表团代为转交，以表达他对朱德本人和中国人民的敬意。

196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右）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古巴经济代表团团长、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切·格瓦拉（左）。

1960年9月2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与台湾“断交”。当月28日，中古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在遥远的拉丁美洲有了第一个邦交国。当年10月，卡斯特罗致电毛泽东，他表示：“中国人民永远可以指望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进一步加强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紧密的友好联系。”11月，古巴革命另一位重要领导人切·格瓦拉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率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古两国签署联合公报，并且缔结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中国向古巴提供6000万美元无息贷款用于建设工农业项目。进入1961年，美国对古巴军事冒险的危险性急剧增长。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使馆招待会。他对古巴大使表示：“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当年4月，美国派轰炸机袭击古巴，并派遣雇佣军在吉隆滩登陆。针对这些事件，中国总理和外长分别致电古巴总理和外长，表示谴责美国对古巴的侵略，完全同情和支持古巴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也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滔天罪行”，对古巴政府和人民表示“坚决支持”。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还分别致函古巴总统和总理，高度评价古巴军民粉碎美国雇佣军入侵的胜利。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还纷纷举行声援古巴的群众集体和示威游行。毛泽东在亲自出面，在南昌接见来华访问的古巴文化代表团，向他们表示问候，祝愿古巴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这年7月，毛泽东主席曾亲自为古巴《革命报》题词，称赞古巴人民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大大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后来，他再次表示：“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那时，中国对古巴革命，对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评价极高。卡斯特罗的名作《历史将判我无罪》，在中国出版后广为传阅，古巴革命歌曲《跟着英雄的卡斯特罗打游击》，一时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古巴领导人和古巴人民，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也同样充满了友好情谊。1963年1月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在哈瓦那举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其他古巴领导人几乎是悉数出席，并且纷纷留言，高度赞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1964年1月，当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古巴革命胜利5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以中国政府代总理身份，率大批官员参加了这次活动。

中古两国政治交往中的第一件大事，是1961年9—10月间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对中国的正式友好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多尔蒂科斯进行了深入友好而又议题广泛的会谈。双方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一致确认，“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双方“要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当时，古巴与苏联的关系也相当密切。1962年，当美国对古巴进行武力威胁和战争讹诈时，苏联以保卫古巴革命为由，将战略导弹秘密运往古巴。美国发现后，立即要求苏方拆除和搬走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同时要求所有前往古巴的船只必须接受美军检查。加勒比海地区一时战云密布。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古巴捍卫本国独立、主权和尊严的正义要求。北京持续多日举行大规模群众集合和游行，声讨美国，支持古巴。对古巴顶住战争威胁、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做法，中国予以高度评价。

中古两国政治关系的巩固和加强，带动了其他各个方面的友好交往。据统计，自1960年中古两国建交时起，双方贸易额持续增长，1965年达2.24亿比索。当时，考虑到古巴的困难处境，中方在贸易方式和商品价格方面给予古巴很大照顾，将古方对华贸易逆差转换为中方对古贸易贷款。至1965年时，这种商品贷款总额已达4000万美元。这期间，中国向古巴提供了2.27亿人民币的经济援助，赠送了价值4790万人民币的物资。古巴方面为中国培养了100多名西班牙语留学生。

这些年，古巴曾经多次遭受飓风袭击，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中国向古巴提供了7000万元人民币救灾物资。古方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多次表示真诚感谢。1964年初，卡斯特罗曾对中国驻古大使表示：“我们永远感激中国对我们的援助，非常珍视中国的援助。”他请大使申健带回他本人送给毛泽东的礼品——古巴军人在战斗中缴获的美制手枪，手枪上用西班牙语镌刻了毛泽东的名字。然而，也恰恰就在这段时间，中古关系出现了裂痕。第一，古巴对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不理解。1964年，古巴共产党受拉美各国共产党委托，派党内身份很高的罗德里格斯率9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中苏两国劝和，在中方遭到冷遇。第二，1965年3月，古巴领导人不点名地批评中国的内外政策。同年9月，古巴指责中国驻古使馆散发宣传品“侵犯了古巴的主权”，两国政治关系从此冷淡下来。第三，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出现摩擦和纠纷。1965年底，古巴要求中方增加对古巴的大米供应，中方以货源不足为由予以拒绝，双方的误解和矛盾进一步加剧。1966年初，双方就“大米事件”公开争吵，两国的分歧趋于表面化。

这年，中国“文革”全面展开，国家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中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由于双方的克制，两国没有发生中苏之间那种论战。

1967年后，中古关系有所缓和。中国为支援古巴的反美斗争，继续与古巴进行经贸往来和某些合作。1968年5月，毛泽东致信卡斯特罗，赞扬古巴革命“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他表示：“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相互支持、相互鼓舞的。“我们将继续用自己的胜利斗争和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来支持你们的正义事业。”

1970年，中国开始局部性地调整对外关系。毛泽东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时，用“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这一流行口号，向古方传达了中国希望恢复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信息。1971年1月2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等人应邀出席了古巴驻华使馆为纪念古巴革命胜利而举行的招待会。这是周恩来总理1966年以来第一次出席古巴使馆的活动。周恩来请古巴外交官转达他对古巴领导人的问候。他表示，70年代中古两国两党关系将掀开新的一页。

然而，中国对古巴主动示好的举动，当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相反，1972年中国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古巴引起了非议。古方同时还出版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反华文章，并对中古两国高层官员交往严加控制。直到70年代结束，中古关系也没有摆脱持续冷淡的低谷状态。

中古关系长期得不到改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世界格局和两国的外交战略。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紧张到了战争边缘，在世界范围内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而此时的古巴正在全力发展与苏联的盟友关系，古苏之间不但在双边关系领域强化了合作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也实行全方位合作。在这种形势下，中古关系改善的余地相当有限。正因为如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74年对古巴新任驻华大使表示：“中古两国间确有原则分歧”。

由于中古之间存在政治分歧，两国的经贸关系受到影响。自1974年起，双方供货价格开始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准，但对古方的欠债问题，中国采取了老帐不催，新帐不欠，坚持实现当年贸易平衡的新方针。由于支付能力有限，此后多年，两国贸易一直没有太大发展。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1978年底开始全面改革开放，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中古关系改善的步伐非常缓慢。

80年代末期，国际形势因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趋向瓦解而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古巴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开始开始采取主动。80年代后期，古巴驻华使大使邀请他在中国的一位老朋友、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局长的杨先生到使馆做客，向他表示古方愿努力恢复中古关系，得到中方积极回应。1987年底，古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委员利用参加法国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机会，主动约见了中共与会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闰明复，正式提议恢复中古两党关系。

1988年，中古两党外事部门成功地进行了工作对接，而后又迅速实现了外事部门代表团的友好互访。1988年底至1989年初，中国商业部长胡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古巴，出席古巴胜利30周年庆祝活动，受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友好会见，中古关系开始全面恢复并步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路。1989年6月，在西方国家因“北京风波”而对中国进行制裁和封锁，中国对外关系一时变得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外长钱其琛成功访古，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设宴招待钱其琛一行。

这时，东欧的剧变在持续，苏联已是风雨飘摇。苏东国家对古巴的援助已基本停止，古巴经济上进入一个新的困难时期，来自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政治与外交压力进一步增大，迫切需要调整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年11月，古巴外长来华访问，受到江泽民等中方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双方签署了新合作文件。

直到这时，即1989年，中国与古巴的关系才可以说真正得到了全面恢复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