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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君看天下】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在反对苏修的斗争中结成亲密同盟
发布时间:2017年02月22日  来源:于洪君  作者:于洪君  阅读:1986

编者按阿尔巴尼亚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西岸,西濒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北接塞尔维亚和黑山,东南与希腊相邻,与意大利隔海相望,国土面积只有2.8万平方公里。1945年,阿尔巴尼亚成立人民共和国时。人口仅有100多万,但在东南欧地区,这是个历史文化较为悠久、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内政外交特立独行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独立后,曾经和新中国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东欧剧变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阿两国曾经是最亲密的盟友,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已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1949年11月,中阿两国建交。1954年9月,双方互派大使。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决裂后,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在欧洲唯一的支持者,被誉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但自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阿关系渐冷,最终走上了中苏决裂一样的老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8周年,也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建交68周年,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大使撰写《曾经是知己,反目即为仇——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如何从蜜月走向决裂的》一文,梳理了中阿两国从蜜月走向决裂的过程,以期读者能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察哈尔学会授权刊发,今天刊登的是上篇:“在反对苏修的斗争中结成亲密同盟”


中阿蜜月时期的宣传画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正常而又平稳。50年代上半叶,中方与阿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与任命合作,与中国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阿尔巴尼亚似乎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加重视中国,认为中国当时就已经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因此,每当中国代表团到访阿尔巴尼亚时,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霍查经常要亲自出面迎送。从这一点看,中阿两国友好关系的水平高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其他国家。


苏共二十大后中阿共同反对苏南“修正主义”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以秘密报告的方式,深刻地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极大地震动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同时也震惊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端崇拜斯大林的霍查,对此甚为不满。本来因领土边界等问题与南斯拉夫早就严重对立的阿尔巴尼亚,同苏联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在如何看待苏共二十大,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些问题上,中阿两国执政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某种共识。中国领导人从此对阿尔巴尼亚另眼相看。这年秋天,霍查亲自率阿党代表团来华参加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对他尊重有加。毛泽东不但向他介绍了中共历史上陈独秀、王明、李立三、张国涛的错误和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建议他们进行研究,而且还对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关系失和表示同情,认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关系不好,责任不在阿南双方,而在于苏联主导建立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当年苏联领导人主导成立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时,吸收了东欧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同时也吸收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但却没有邀请东德和阿尔巴尼亚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毛泽东有关阿南分歧的倾向性表态,无疑使霍查感到非常友好和亲切。

1958年,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中国共产党为了批评赫鲁晓夫,开始公开批评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早在1948年就已经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闹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因此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没有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但在国际共运内部这场令人痛心的内斗中,别无选择地支持了苏联。1948年,刘少奇在情报局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南斯拉夫被“革出”教门表示坚决支持。1956年,苏联已经在考虑调整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但中国坚持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基于这一判断,中国决定公开批判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声讨苏联的“修正主义”。

中国此举,无疑是对阿尔巴尼亚的巨大支持。阿尔巴尼亚投桃报李,反过来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当时中阿双方对许多国际问题的判断和估计存在问题,阿尔巴尼亚党和领导人的立场、观点尤为激进和极端。但面对苏联的压力,面对苏联领导人所推行的中阿两国无法认同和接受的新政策新做法。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在坚定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纯洁和统一,是在从事反对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这是后来中阿两党在共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过程中能够相互配合、彼此声援、越走越远的重要前提。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持,首先表现在1960年6月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时,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执政党利用派团参加罗马尼亚党代会之机,纷纷发言指责中国共产党,以突然地袭击方式对中国党开展了第一次“政治围剿”。以卡博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发言中明确表示,阿党不赞成会议对中国党采取“群起而攻之”的做法,认为不能单凭苏共一方提供的材料,来判断苏共和中国党的分歧,阿党主张同时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

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中央全会,一致批准了该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所持的原则立场。后来,阿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又约见了中国驻阿使馆临时代办,对他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将坚持马列主义,坚决支持中国党的观点。阿劳动党和国家虽小,但绝不会向任何压力屈服。阿尔巴尼亚要为马列主义而生,为马列主义而死。中国方面对此高度赞赏,谢胡后来那句名言“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在中国一度广为流传。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右)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左)的画像


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中阿结成同盟

1960年11月,世界上81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公开批评苏共,说苏共代表在布加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党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中国共产党对苏共对外关系中奉行的“大党主义”、“老子党作风”有切肤之痛,因而在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的争论中,越来越明显地站在了阿方一边。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质问苏共: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反对阿尔巴尼亚,他们是小党,你们是大党,应该多照顾他们。

这一年,为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显示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关系,表明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坚定支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一道出席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第二年,即1961年,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了中国驻阿大使馆举行的中国国庆招待会。这些大大超乎寻常的外交举动,使中阿两党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1961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法修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相互同情和支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当苏共领导人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再度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时,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对苏共提出批评。他说,“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这年4月,周恩来与邓小平一道会见了来华访问的一位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在谈到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的关系时,中国领导人向阿方介绍了中国党长期斗争的经验:第一,后发制人,让别人去挑衅,然后再给以回击;第二,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第三,要针锋相对地斗争;第四,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把话说绝了,想回头也没有转圜的余地。

不知是中国施加影响的结果,还是阿尔巴尼亚的自主决断。这一年,阿尔巴尼亚竟做出了与苏联断交的重大决策,但中国继续在各个方面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合作。在是否参加苏联党倡导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问题上,中阿形成了这样的一致立场,即凡是未邀请阿党参加或者阿党拒绝参加的会议,中国党一概不参加。从这时起,中阿两党真的变成了“一个战壕的亲密战友”。中阿关系变成了休戚与共的政治同盟关系。

为了加强在“反修斗争”中的团结与合作,中阿两党两国的高层交往从此更加密切,领导人之间在联合反修问题上无话不谈。例如,1964年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同霍查等阿党领导人举行了八次正式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反修斗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围绕着“反修斗争”的策略问题,周恩来以非常负责的态度对霍查表示:一、反帝反修斗争是长期的,对赫鲁晓夫是 否会在人民压力下参加反帝运动,要估计到两种可能,团结—斗争—团结的公式不能预先就排除赫鲁晓夫,不能简单从事,搞不好,我们要对国际共运负责任的;二、目前还不能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团结形式;三、对于华沙条约,现在即不能指望它,也不要破坏它,仍把它看作形式上有效较好。关于阿国内形势,周恩来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阿方表示同意周恩来所谈的所有观点,认为这次访问有助于加强阿尔巴尼亚的内外地位。

1965年3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再次访问了阿尔巴尼亚。这次访问是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苏联新领导上台半年之后进行的。双方对访问时间的选择,进行了认真思考。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就国际共运形势交换看法,统一思想,协调立场。

阿方对周恩来的这次访问,十分重视,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参加了与中方代表团的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指出,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三个敌人中,美帝国主义是主要的;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仍是修正主义的头子。他向阿方转达了毛泽东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表态,即同苏联的争论不能停滞不前,可能争论一万年。霍查在发言中赞扬了中国党的内外政策,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指路明灯,表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都是中国忠诚的同志和可靠的盟友。

1966年4月,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山雨未来风满楼”,对内对外政策中的“极左思潮”正在加速膨胀之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长期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被称为霍查最亲密战友的谢胡,率领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是阿方对周恩来访阿的回访,目的是要进一步交流双方对国际共运和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中方对阿方代表团来访,同样予以高度重视。实际上主持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刘少奇,偕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5位政府副总理,外加5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组成庞大阵式,前往机场迎接阿方代表团。北京市先是组织百万群众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尔后又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周恩来和谢胡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66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右)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大队参观。


在中阿双方举行正式会谈时,中方以刘少奇为首,组成了包括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阿毅、李富春、叶剑英在内的庞大代表团。刘少奇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然后双方分组会谈。周恩来与谢胡谈国际形势,邓小平与代表团其他成员谈国际共运和兄弟党的关系。毛泽东则在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陪同下,亲切会见并隆重宴请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中阿友谊和友好,从此被推向新的高潮。访问结束时,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中阿两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苏共领导集团已经随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再接再厉,把反对以苏共领导集团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双方共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决心之坚定、言辞之激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阿尔巴尼亚全力支持中国“文革”

这一年5月,中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当年8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冷眼旁观,甚至不无微辞。与这些国家截然不同的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经过短暂观察,很快就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表示全力支持,并在本国国内搞起了类似的“革命化”运动。

 1967年6月,周恩来第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倾城出动,欢迎中国代表团。以霍查为首的阿方代表团与中方代表团进行了4天会谈。双方讨论了苏联修正主义的起源问题。中方表示,苏联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帅,应集中打击。这一年,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重要成员姚文元带队、包括著名造反派谭厚兰等人在内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也应邀访问了阿尔巴尼亚。红卫兵代表团满怀“世界革命”的豪情壮志,到这个“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红色堡垒“传经送宝”,大大激发了双方团结反修的共同意志。

1967年秋,中国文化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持续发展,中国社会与政坛已经物是人非。这时,谢胡率领阿党政代表团再次访华。在这次访问中,谢胡多次表示,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加强同中国的战斗友谊,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方领导人向阿方介绍了“文革”的情况,阐述了中国对国际形势“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看法。毛泽东两次会见代表团,详细地表达了他对国际共运史中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看法,同时还介绍了中国党的党内斗争史。毛泽东谈话的核心思想是“不要怕孤立”。 这时,中阿关系之密切已远远超过正常的国家关系,“毛泽东—恩维尔”、“北京—地拉那”成了响彻中国大江南北、也响彻亚得里亚海岸的流行口号。在中国领导人眼里,阿尔巴尼亚是耸立云宵的高山,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不过是一抔黄土。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国认为苏联已经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阿尔巴尼亚与中国认识相同,立场一致,断然宣布退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中国对此立即表示支持。当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阿,以显示中方继续全力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决心和意志。

1969年春,中苏两国发生边界冲突,阿尔巴尼亚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国。那时,中国把霍查称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他所领导的充满极左情绪的国家视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则把中国视为世界的“革命中心”,赞扬毛泽东思想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明灯,认为中国这个革命中心“再也不会转移”。

由于中阿两党两国长期保持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盟友关系,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从50年代初开始,阿尔巴尼亚就积极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多年来一直以提案国身份推动国际社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直到1971年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及利亚联手23国,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两阿”提案获得通过,在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历史公正得以恢复。对此,毛泽东曾予以非常高的评价。他在致电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电报中说,阿的“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定立场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原标题:曾经是知己,反目即为仇——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如何从蜜月走向决裂的 上篇:在反对苏修的斗争中结成亲密同盟

作者:于洪君,全国政协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

(本文作者授权察哈尔学会独家首发,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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