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与十字路口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李禹东
当特朗普坐在美国总统宝座上大手一挥，签字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那一刻，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又走进了一个历史的拐点。这位特立独行的总统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美国的街头也一遍又一遍传来抗议者如潮的声浪。当这样一幅诡异的画面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身为世界老大的美国究竟怎么了？
事实上，世界并没有怎样，追根溯源，它只是按照自然的逻辑向前行进罢了。
探究一切社会的行为特点，首先应深入其文化本身。文化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体系，但其中驱动这一体系成型并运作的原动力，则是思想模式。思想的起始与早期生活的环境、地缘等等问题紧密相关，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究，而这里所要描绘的，是西方思维的“具象性”特点。这种特点的直接反应就是对某种“精神图腾”的崇拜。
与我们追求“道”的抽象本质不同，在西方社会，某种切实可行的信仰、思潮、或者意识形态一经确立，就会被整个社会团体广泛地当做人类“唯一的标准”，而所有信奉与之不同形态的团体，都必须主动向其妥协、进而发生改变，否则就永远都不符合“人类标准”。
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其基督教国家所征讨的对象是同一诞生地的伊斯兰教国家，两者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表达形式——神像。两教都将自己的神封为宇宙之宗，两地的人民都以维护自身所信仰的神明而甘心远赴战场。教会以及政治家，则恰恰利用了这普遍的“社会诉求”，号令大军开入耶路撒冷。
这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思维方式。一个人是否正义，首先并非看他是否行善，而看他是否笃信上帝或真主。有人会说，这只是中世纪宗教信仰中独特的思维方式，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其实恰恰相反——退居二线的只是上帝，被奉为“精神图腾”的“至尊”，只是换了主角而已。
经过广泛的斗争和竞赛，最终被西方所确立的正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本身由“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概念所构成，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哲思中，都曾以不同措辞被提倡，并没有任何问题。可是，西方式的“普世价值”，却并非依据不同发展阶段或文化环境而以不同形式表现的抽象概念，而是一套十分具体的西方式“民主体系”。在西方人眼里，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的政治体制是否在其现有条件下最大化地为人民提倡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保障，只要不同于西方社会普遍认可的政体，就都是“反民主”的——西方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他们的社会在这个时代里的“上帝”，因为于他们而言，这套体系确实在这个阶段里为他们带去了繁荣，他们甚至是出于自身的善心，乐于将这一“繁荣”推广至整个世界。而其政治人物则恰到好处地利用这一“社会诉求”，通过一次次对外的“价值输送”，为自己谋利。
近些年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当属叙利亚战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无法为那个繁荣的国度带去真正的“民主”，战争留下的只是一场混乱。这场为了推广“民主”的战争同时唤醒了本世纪迄今为止最为猖狂的恐怖组织——ISIS。讽刺的是，小布什时代美国在这一地区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同样是利用了其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的崇拜心理。那场战争消灭了“独裁者”萨达姆，却为那片土地带来了长时间的混乱——这正为ISIS的成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讽刺的是，这场向外输送“西方民主体系”的战争，非但没有带去真正的自由与人权，反倒刺激了恐怖组织向“西方民主国家”的渗透。随着恐怖分子混入叙利亚难民潮，接纳这些难民的“民主圣地”欧洲，也终于不能再独享太平了。
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从根本上看，都是一回事。本质上，无非是首先确立一种具体的标准，然后以此为其最高、或是最根本的精神图腾。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中世纪时，“善恶与否”并非其价值观核心，“信上帝与否”才是其根本。同样的，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一个国家是否最大限度的使人民“自由、民主”并非其“普世价值”核心，这个国家是否具有西方化的“民主制度”，才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
——十字军东征为伊斯兰教国家带去了灾难、民主的输送为整个世界带来了混乱。本是一场侵略战争，在其人民“具象化”思维的理解下，却成了“输送正义”的“荣誉之战”，几十万美国的小伙子就这样带着微笑奔赴前线——而他们亲眼所见的现实却残忍地撕碎了许多人心中的信仰。过去的十几年里，“普世价值”已经在一部分人心中崩盘了。
而在财团与政治家眼中，整个社会对于其“民主体系”的信仰，则恰恰可以被当做工具。在这套“信仰”中，投票选举是最为重要的一环，选举可以被看做是人民意志的表达，但却必然躲不开第三方资本的流入。在议员或者总统的选举中，金钱、势力、党派等等外在因素都对投票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参选者一旦当选，就势必与财团、资本家等等团体产生联系，在制定法案时也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利益。除此而外，他们同样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讨好选民，满足他们的要求。
资本家的崛起在早些时候对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随着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也将跟着有所提高。但当社会发展进入深水区，资本家不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诉求突显，对贸易垄断的渴望就会逐渐膨胀。为了掌握主动，对于国家权力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了赢得各个层面的选举，他们不得不提高对人民承诺的标准。在这样接连不断的“加码”之后，人民的需求开始呈现出超过生产能力的局面。
“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在的诞生，正是美国资本家为垄断国际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重要工具。在其制定的自由、民主、市场化、私有化等一系列规则之下，美国在客观上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但也在其中赚的盆满钵满。
长久以来，美国打造了“美元——美军——美债、美债——美元——美军”这样一个三角循环关系。简单来说，其社会生产力已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少数人对利益的篡取，以及慵懒社会的现实，使整个国家疲惫不堪，若想长久立于不败，则必须制定由自己操控的国际秩序。任何国家都可以在其规则中获益，但决不能威胁到美国自身，否则将被规则制定者无情地打压——因为倘若美国的霸权不复存在，“美元——美军——美债”的“强盗循环”就会变成一个死循环。
除此而外，资本家同样利用社会对于“意识形态”的崇拜，在与其政治体系不同的国家“输送民主”，进行“颜色革命”，进而控制其政治、经济资源。诸如此类手段，在美国身为“世界老大”的岁月里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可是，剧情发生了改变。
冷战结束时，美国GDP为6万亿（编者注：货币单位为美元，下同），日本4万亿，德国2万亿。而今，美国17万亿，日本5万亿，德国3万亿，从美国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分别降到了不足三分之一和不足四分之一。其余国家的差距则更加巨大，这里暂不论述。而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体系中，恰有一个国家从中获益，而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游离于西方之外，虽多次被试图“颠覆”，亦岿然不动，并且是整个世界唯一与美国经济规模逐渐缩小的国家——这就是中国。
与经济规模同样令美国感到不安的是中国的贸易额。自2013年起，中国连续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如此下去，整个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恐怕将不再继续照顾美国的霸权主义——那将是“世界老大”灾难性的噩梦。
这一切催生了“美国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的蓝图。为将中国拒之门外，TPP采取了极为保守的“高门槛”标准，要求所有商品关税必须立即或分阶段降为0，同时要求参与过制定一致的劳工和环境标准，且排斥贸易中的一切政府干预行为（补贴、倾斜性措施等），这事实上就等于将发展中国家的诸多优势排斥在贸易之外。在这个规则中，发达国家，如日本汽车等将因0关税而直接冲击到美国制造业，在直接的对话中，并不能给美国带来利益，但美国却得以维护其贸易规则的规则制订权，进行更多的暗箱操纵，延续其世界霸权地位。
然而，这并不能帮助其绝对打压中国。
在已经意向加入TPP的12个成员国中，中国是多数成员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具备了“突围”的基本条件。一旦中国破局成功，美国又将何去何从？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当一个社会呈现出超过其生产力所能驾驭的“享乐”状态时，它的一切繁荣都注定难以维系。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沉迷于西方“民主政体”这个具象的精神图腾时，当资本家利用这一工具，为自身谋取私利、又进而促使社会愈加慵懒时，整个国家都将处于入不敷出的恶性循环。越靠举借外债、越需要维护霸权、越需要维护霸权、越需要举借外债。美国利用自身的霸权绑架了整个世界，它的钞票是国际货币、它主导的机构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订方，它加印一美元，全世界就蒸发一笔财富。它自身的亏空，要让整个世界为其埋单。可是，当中国这个“破局者”出现在它面前时，它恐慌了。
就像基督教后期走向衰落那样，随着美国霸权的日益衰退，“西方民主制度”这个人民心中的“精神图腾”，也终于开始被人所质疑。美国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质疑，“民主”是不是哪里错了。可是，如果“民主”是错的，那什么是对的？就这样，带着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撕裂，被称为“最不像总统的总统”——特朗普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带来的是一些人的叫好，也带来了更多人的恐慌——人们担心自己毕生的信仰在此终结。
在白宫的第一个工作日，特朗普大笔一挥，退出了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此同时，他提出的资本回流、振兴制造业、保护主义等等观念，则代表着美国亲自叫停了自己开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模式，转而走向“逆全球化”的路径。
但这同样标志着美国社会所崇拜的“民主体制”踏上了其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想法，显然并不代表着美国将彻底放弃篡取他国的经济利益，但这一切却似乎是要回到围绕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本身而展开。
可是，面对一个已经被“民主自由”养懒的社会，面对一个被各种利益链条束缚的体制，他又将何去何从？
而当美国，这个“全球化”的倡导者停下脚步，为自己补课的时候，一个扎扎实实一路走来的中国，又将怎样以其传统的“共融”思想开创全新的、公平的世界新格局，则更加引人遐想。
——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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