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12月8日，察哈尔圆桌（第46期）暨《智库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智库国际化案例研究》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圆桌主题为“外国智库国际化经验及启示”。

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代智库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已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国际影响力十分巨大。要研究中国智库的发展之道，离不开国外智库的国际化案例分析。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智库国际化案例研究》的发表，迎来了业界关注。该作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柯银斌、研究员吕晓莉主编，内容起底了全球十大智库的发展之道，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搬来一座“他山之石”。

作为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建成一个国际化的新型智库。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曾指出，察哈尔学会的国际化需要借鉴研究国外智库的国际化经验，于是身为学会研究团队成员的本书的两位作者便专门针对国外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十大智库进行了全面研究，最终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察哈尔学会从该书中摘取精彩章节以飨读者，今天呈现给大家的是其中有关布鲁金斯学会发展的经验启示的片段。

编者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会之一，主要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它的前身是1916年创建的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其使命是成为“第一个致力于在全国层面上分析公共政策问题的组织”。该组织的创建者慈善家罗伯特·S·布鲁金斯（Robert S. Brookings）还曾资助成立了其他两个组织—经济研究所和圣路易斯市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这三个机构于1927年12月8日合并成为布鲁金斯学会。与其他主要智库相比，布鲁金斯学会带有更多的学术特征，多年来一直名列美国最有影响的智库之首，其影响力位于全球和美国之首。

布鲁金斯学会总部

早在1966年，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son）曾这样评价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的工作人员通过分析、潜心研究、客观写作以及丰富的想象来质疑现行的工作方式而进行工作，然后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50年来不断的为政府出谋划策，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研究机构……它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以至于如果它不存在，我们将不得不找人把它创造出来。”在其赞扬声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布鲁金斯学会具有当大影响力的秘诀。

一、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成为“旋转门”机制的最佳代言

“旋转门”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非常常见，尤其在美国特别盛行。所谓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现象，是指政治人才就好像一扇“旋转门”，实现着身份的多重变换，源在诸如行政、立法等公共部门与思想库、工商界等私营部门之间的频繁跳动现象。“旋转门”机制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其主体为人，专家、学者、官员及其他人才在行政、立法等公共部门与思想库、工商界等私营部门之间流动。第二，这种流动是双向的，一种是从私营部门流动到公共部门，另一种流动则相反，由公共部门流动到私营部门。得益于“旋转门”机制，布鲁金斯学会对历届政府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举两个很明显的例子：现任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便是从政府官员转过来的，他曾担任过克林顿时期的常务副国务卿；学会2001—2005年的副主席詹姆士·斯坦博格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曾先后担任过老布什时期的国务院特别顾问，克林顿时期的副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当然，布鲁金斯学会这个与政府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传统老牌智库一直以来都不缺少在历届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学者。

①参见宋静：《冷战后美国思想库在影响对华决策中的角色评析》，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62—163页。

同样，奥巴马政府中也充斥了大量来自知名思想库的学术精英，其中包括了以菲利普·戈登和苏珊·赖斯为代表的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学者。到目前为止，布鲁金斯学会加入奥巴马政府的有32人之多，其中15位研究员担任政府大使以上级别的要职。这种多元化的研究人员构成，保证了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通过与政府的接触使学会能够更加了解政府的需要和不足，使得学会的研究更有实际意义和针对性，也保证了思想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原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

二、恪守无党派的中立立场

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功与它成立的时机密不可分。上世纪初，一直秉持孤立主义的美国在一战时做出了登上世界舞台的第一次尝试，自由、理想主义也在威尔逊总统的倡导下崭露头角。然而，布鲁金斯学会能够长期稳坐美国头号智库交椅，应当归功于其中立的定位和宽容的立场。正如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所说：“布鲁金斯所有事业的基础，是对准确、公正地对待问题，和表达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这两个理念的笃信。”

布鲁金斯学会一直恪守无党派的中立立场，这就免于使学会沦为某个党派的代言人，造就了学会的研究成果公正性和客观性。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鲁伯格（Michael Bloomberg）曾在2007年说道：“正是因为布鲁金斯学会能够超越政党局限，它才在华府赢得特殊级别的尊重，而在华盛顿这个建立在政党博弈的舞台上，要保持这种无党派性并非易事。”

不少人都认为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左派智库，这种说法其实不无道理。从过去看，布鲁金斯学会在尼克松、里根、布什等共和党总统上任初期的辅佐功效相对较弱，只是在外围、非核心的事件上进行沟通，提交政策建议，对政府的决策影响力较小；而在肯尼迪、约翰逊、卡特、克林顿和奥巴马任内，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就显得广泛和深入许多。但是，尽管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也绝不是“一边倒”。以罗斯福新政为例，当时学会主席哈罗德· 莫尔顿（Harold Moulton）就坚决反对罗斯福的“新政”，学会在当时俨然就成为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一个堡垒。而学会与共和党人尼克松总统的合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尼克松曾任命布鲁金斯学者赫伯特·斯坦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另外，学会的许多高级顾问都有共和党背景，比如曾在1995—2002年担任学会主席的迈克尔·阿玛考斯特（Michael Armacost）就是一名共和党人，并曾在老布什政府内任驻日本大使。

所以说，虽然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有着更加亲密的关系，但从总体来说它仍是一个恪守中立、无党派、包容并蓄的智库，它相对中立的态度得到了两党的尊重和信任，吸纳了不同政党、不同信仰的人才，也使学会的研究成果更加客观和公正。这种难能可贵的特质对于学会的发展，对于学会良好信誉的确立至关重要。

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高素质的研究团队

对于一个智库来说，没有什么比实力更重要的。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个有深厚研究功底，秉承大气、谨慎作风，与时俱进的老牌智库一直以来对于学会的研究能力相当重视。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质量评估和控制机制。

学会吸引和聘请了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专业人士从事研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受人尊重，有的则誉满全球。目前，学会总人数近300人，包括专家和行政人员两类。学会共有专家200多名，从事近85个项目，其中高级研究员95人。而这些专家来自各行各业，不仅包括驻会专家也包括非驻会专家和访问专家。这些专家都有极强的学术背景，观点和文章在学术界都非常有影响力，使学会享有“没有学生的大学”之美誉。还有不少学者曾服务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被称为“学术实践者”。这些专家的研究能力和国际声望保证了学会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权威性和持续性。

学会一直都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伯特也一直强调要吸收有不同背景的学者，保持和加强同其他智库及组织的联系和交流并发掘杰出的个人。另外，学会无党派、中立的立场也为吸纳不同派别、信仰、背景的人才创造条件。

学会一直以来在研究上硕果累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也得益于其相对成熟的质量评估和控制制度和体系。学会中的利益冲突和评审委员会就是执行这一机制的重要机构，学会允许其研究员外出工作。为了避免研究人员因外部讲学、研究或者担任管理职位与其在学会内部从事研究工作产生冲突，学会要求每个研究人员在年终报告里披露自己的外部活动。一般来说，年收入5000美元或者持有某组织5%以上股份就可认定为外部利益重大，具备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但也不排除更小金额的利益就可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外部活动披露申明是保密的，只有必须知道的人才能知道。布鲁金斯学会还为此建立了一个评审委员会，由主席、各研究项目负责人、主管财务的副主席等管理人员组成。如果研究人员的直接主管不能解决利益冲突问题，那么评审委员会就会干预进去。这一机制确保了研究人员不被过多的外部利益所牵制，保证对自己的研究项目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能直接有效保障研究成果的质量。

另外，学会严厉打击抄袭等学术不良行为。布鲁金斯学会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学会主席检举任何专家的学术不良行为，随后主席决定是否开展调查。调查将在30天内完成，由主席本人或由其指定一个委员会进行初步调查；被检举的专家在调查过程中有权查阅检举报告并抗辩。如果学术不良行为不成立，那么这个结果会立即告知检举人；如果成立，那么主席会指定一个委员会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结果也会及时告知检举人。布鲁金斯学会保证任何检举人免受打击报复。

学会也非常重视与各个领域专家、学者、智库、组织、政府官员等的联系与交流。“关起门来”搞研究是不行的，要完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仅仅凭自己单干既费力又不现实。为此，学会每年在世界各地召开大约100多次研讨会，讨论它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加强了与各界、各领域专家、学者的联系，也了解了它们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为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多元化程度扩展创造了条件。学会还由理事会主席主持召开每月一次的形势研究会，经常邀请政府首脑来参加，共同探讨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和相关的问题，加强学会研究的针对性、前瞻性以及权威性。

2014年3月27日至28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七届“中美青年领袖对话会”。图为与会嘉宾合影。

四、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

布鲁金斯学会在2016年迎来其100周年诞辰，学会在这100年来不断壮大、成长，并且一直保持着深远的影响力。学会能够一直经久不衰的秘密在于它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在这100年里经历了一战、二战、冷战和如今的全球化；在这100年里经历了“大萧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然而，学会的生命力在于它的适应力，与时俱进的精髓让学会在应对每一次巨变时都能处变不惊。

在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下，学会已开始放眼全球，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一亩三分地。在其2013年公布的其2012年度的支出中我们可以看出学会的全球化步伐已经迈开了，原本一家主要关注美国国内的研究机构如今占最大比重的支出是其外交政策方面（27%），随后才是经济研究（22%）、都市政策研究（17%）、全球经济研究（13%）和治理研究（8%）。其近几年的年度支出状况也同样能反映出学会的全球定位，以2009年为例，2009年其各项研究支出分别为外交政策（30%）、经济研究（25%）、全球经济（13%）、城市政策（12%）和治理研究（6%）。很显然，布鲁金斯学会已经开始瞄准全世界了。当然，布鲁金斯学会的全球化不仅仅体现在其支出上，目前，它们已经开始在各地开设分支机构，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这在智库当中算是行动比较早的了。

另外，对于一家智库，董事会主席和总裁是最核心的领导者，他们个人的视野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家智库的发展方向和影响力范围。布鲁金斯学会现任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是高盛银行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现任汇丰银行北美主席，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负责“全球领导力”项目。由于约翰·桑顿在华尔街乃至全球商界的人脉和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财政状况在他担任董事会主席以来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势头。

布鲁金斯学会的现任总裁是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他自2002年7月开始担任布鲁金斯学会总裁，之前在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担任领导人。1993年，在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是他在牛津大学室友的劝说和力邀下，塔尔博特离开任职21年的《时代》杂志，加入政府。1994—2001年，他出任政府副国务卿。跨越媒介、政府和学术界的职业背景赋予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领导力，凭借个人对媒体的充分了解和广阔的人脉，他把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传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的经历和他与克林顿本人及其他官员的深厚关系为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纽带。而塔尔博特在学术界的职业背景则有助于他管理布鲁金斯学会的日常研究事务和与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

五、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渠道保障

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经费的充足与否密切关系着机构自身能否良好运转。由于布鲁金斯学会以高品质的研究成果著称，有着良好的声誉，同时与政界、商界和学界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学会的经费来源非常广泛，各方捐助的金额数也较大。学会2012年的年报显示，学会2012年的总资产近4.39亿美元，年度收入133，720，000美元，支出91，178，000美元，在充分利用资金的基础上尚有结余。在这些收入中，有116，520，000美元来自拨款、合同和捐款，为所有收入中最高一项；学会出版物收入1，941，000美元；设备和其他收入2，472，000美元；特定运作的投资回报为12，787，000美元。

在学会的收入来源中，除了来自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创立的专项基金外，还包括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的捐助，政府资助，出版物收入和其他一些投资收入。2012年度，艾琳钻石基金对学会的捐款就超过5000万美元（为所有机构和个人的最高额），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对学会的捐款也超过2500万美元。在个人资助方面，学会主席约翰·桑顿2012年度个人对学会的捐款超过2500万美元。这些捐赠中也有的是来自各国政府，比如卡塔尔政府和挪威政府的捐赠数都超过1000万美元。对学会捐赠数额较大的还包括一些知名的跨国公司比如BP（英国石油公司）、谷歌、埃克森美孚公司、雪弗莱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

有了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学会就可以专心搞研究，可以做一些持久、长期的研究项目，同时，有保障的研究经费可以使学会独立性有了经济基础， 从根本上保障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对此，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说：“我们相信很多资助者在学术和资金方面都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最终必须由我们的学者来决定研究的问题及得出的结论。”

六、全方位的传播方式

没有高效的传播，就没有智库舆论影响力的最大化。学会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人际传播有助于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人际传播主要依靠传播者的社会关系网络，罗布鲁金斯学会的精英团队本身就是人际传播的重要支撑力量。另外，组织传播是布鲁金斯学会传播其研究成果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他们通常就热点外交政策问题举办大型的公开会议，邀请专家进行讨论，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学会还举办各种中小型的会议，受众仅限于被邀请的特定人士，会议内容不对公众开放。通过组织传播，布鲁金斯学会为社会公众、决策者、专业人士构建了一个意见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接受外交政策教育的基地。

同时，学会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版，使学会的研究成果惠及政策决策者、公众和新闻媒体。学会每年出版50本新书，大多是就政治、经济、商业、金融和国际事务等重要公共政策问题提供介绍和建议。此外，学会还出版各种期刊、论文集等，比如：《布鲁金斯评论》《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布鲁金斯教育活动论文》《布鲁金斯贸易论坛》《布鲁金斯———沙顿金融服务论文》《国防预算》等。这些出版物使学会的研究成果能惠及更广泛的群体，不仅仅是专家、学者、政府、企业，普通老百姓和某一领域爱好者都能有机会获取学会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些年来，网络媒介以其信息传播的快捷、互动、全球化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全球传播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学会投入巨资用于网络的设计、维护和更新。在网络上，受众既可以阅读学会的政策报告、购买书籍，也可以收听、收看学会举办的会议以及学者在各大电子媒体上接受访问的录音或者录像。受众只要注册为会员，就可以定时收到学会发送给他们的免费最新政策信息和会议举办的邀请信息。这些网站同时允许访问者免费下载所有的研究资料。除此之外，学会网站上公布管理层的成员名单和所有学者的名单及其联系方式，受众可以非常方便地与这些学者进行直接沟通。2009年其中文网正式推出，其主要目的是提升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地区的品牌知名度和政策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上不但有邮件信息订阅服务，还有多媒体和博客等，可以说是一站式服务的媒体超市。

布鲁金斯学会作为华盛顿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库之一，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远、研究之深入，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并不为过。客观地讲，布鲁金斯学会今天的价值和规模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如多样化的政治参与，和对独立思想的包容与尊重。布鲁金斯学会，以及美国其他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美国政党和政府的重要造血机制，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活力提供养分。布鲁金斯的经验虽然很难在中国完全得以照搬和复制，但十分值得关注中国未来的知识精英学习借鉴。

原载：《智库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智库国际化案例研究》

作者：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吕晓莉，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