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30日下午4点过后，臭名昭著的杀人狂魔、令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的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在欣赏完他平生所欣赏的最后一段舞蹈之后，和妻子爱娃走进一间密闭的小屋。紧接着，从里面传来一声枪响，随后，党卫军警卫队队长拉藤胡伯走进其中。这位战争狂魔用自己的左轮手枪结束了那罪恶的一生，他的妻子爱娃则在一旁服毒自尽… …

转眼间，距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70个年头，对于那场灾难，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思。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集敏感、自卑、狂躁、凶残、精力超群等等特点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每个人都有互不相同的看法。

而有这样一个疑问被人们反复提及——是谁创造了希特勒？了解这位战犯的人们大概首先会想到这位战犯最亲密的战友、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人们会说，是戈培尔不遗余力地塑造了希特勒的“偶像”角色，还有人会想到当初为他在西线战事开始时，献上“奇招”的A集团军参谋长冯·曼施坦因，又或许还有人会想起掌管空军的戈林、沙漠之狐隆美尔，以及“德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等等。是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官武将联起手来，共同创造了希特勒这个邪恶的角色，成就了他不可一世的“帝国霸业”。

当然，这些看法都并没有错，但倘若将视角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将思绪从纳粹党徒本身，拓展到其以外的地方，倘若将历史与现实彼此结合，就会找到许多令人倍感惊讶的逻辑性。
德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崛起的。当功勋卓著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离开政治舞台时，德国的政治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德国只满足于蓝天（时任德国外交大臣布洛语）”的时代了，为了占有资源、抢夺国际话语权，他们积极筹划，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德国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直接迫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退位，并在一盘散沙中仓促成立了矛盾重重的魏玛共和国。

时光流逝，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还会提及当年威廉二世向民众宣布其宣战决议时，德国人民是怎样欢呼雀跃的。这个曾经只是罗马帝国边陲荒原一代的、可怜的蛮族，从其诞生起，就不得不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与自然作斗争、与强敌罗马作斗争，罗马人称其为“日耳曼（GERMANNEN）”，意为“令人生畏的好战者”正表明了他们的性格。而这令人生畏的战士，却不得不在查理曼大帝之后，长久地面临着四分五裂、或只是形式上统一的局面。他们那突然崛起的邻居法兰西，在拿破仑的带领下霸道地侵扰着这个弱小的民族。列强林立的欧洲版图中，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一切，正是促进环绕在威廉二世四周围那热烈欢呼声的主要原因。在这位“开明君主”的带领下，通过俾斯麦的努力，德国迅速完成统一、并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在其骨子里崇尚的纪律性基础上，解放创造力，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而在这时，这个新兴崛起的国家饱含着理性和感性的两种情绪。理性的是，他们不得不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创造所谓“资源条件”，他们必须从更多的殖民地，积累大量原始资料，同时，他们还必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享有充分的话语权，以确保其发展的持续性。令他们倍感尴尬和愤怒的是，先他们一步崛起的英法两国，早已将这一切尽数瓜分，留给他们的，只剩下那么一丁点儿“残羹剩饭”。而感性的是，他们已经具备了超强的生产能力，该“好好收拾”一下那一直试图打压自己的强敌了。谁知，这场不怀好意的战争并没有帮助德国改变现状。随着盟友的叛变，德军最终败下阵来。英、法列强用行动教训了这个新兴的“大个子”。德国的诉求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最终化为乌有。

德国得到了什么？

答案是，《凡尔赛条约》。

胜者以法官的姿态打压着败者。在440条条款中，协约国狮子大开口。除去对领土的占领和对其军事上的限制外，协约国向德国索要的高额赔款使其经济遭受重创，德国不得不依靠向美国举借外债而促其经济恢复。然而，当金融危机在美国蔓延开来时，德国的经济理所当然地陷入到更深的泥潭之中——莱茵河被法国人所占、经济面临全面崩溃，德国人在耻辱和饥饿中愤怒地扫视着世界。

极端民族主义，这是希特勒身上永远无法抹掉的标签。他拒绝《凡尔赛条约》，用强硬态度抵制法国人对莱茵河一代的占领，他软硬兼施，发起劳动运动、刺激生产。他动用了极为有效的手段，提高人民虚假的荣誉感和优越感，一遍又一遍鼓吹着那些不着边际的谎言，并将自己的野心与自己的政绩相互结合，盖上“哲学”的印戳，驱使他们沿着自己的意志向前行进。

早在1932年3月的第一轮总统竞选中，希特勒就以30.1%高票仅次于一战英雄将领兴登堡，而第二轮投票结束后，他的得票率更是达到了36.7%。如果仅仅依靠单纯的欺骗，这个潜在的、邪恶的人绝不可能在那时候享有如此普遍的赞同，客观来说，他的一切言论，都仅仅围绕着“民族尊严”这个主题展开的，人民热爱这样的课题——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凡尔赛条约》和西方列强虚伪嘴脸的厌恶。

——那么，请问是什么为恶魔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又是谁为恶魔提供了生长的条件？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希特勒蒙蔽了西方人的眼睛，那么往后发生的事就显得极为可笑了。为了避免战争，英法放纵德国人兼并奥地利，又任凭德国人解决所谓“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即，居住于捷克斯洛伐克靠近德国一边说德语居民区）问题”，最后，在其对波兰虎视眈眈时，西方继续其绥靖政策，苏联又为与之共同瓜分对方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在那一刻，盟友只不过是用来背叛的对象，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他们不停地妥协、妥协、妥协，直到最后连他们自己也无路可退。

——是什么为恶魔的扩张提供了土壤？又是谁为恶魔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如果让时间回转到更遥远的过去，回想一下信奉多神教的凯撒大帝怎样迫害基督教徒，再回想一下基督教在翻身之后，又怎样迫害“异教徒”。想一想同根同种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怎样相互征伐，再想一想本为一家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怎样彼此敌视。如果将这所有的一切，与中国古代儒释道同行的思想相比较，我们不难从中看出西方世界对于信仰的局限性。与信仰的内涵相比，西方人更看重其形象。同样向善的哲思，只因其“神像”的不同而彼此对抗，战争的爆发往往不只是对某个行政机构的不满，而更多的是为了打倒一个另一个模样的“图腾”。

于是我们发现，西方人的文化对峙，往往并没有带来“融合”，而更多的是以“征服”为目的。强者打压弱者，弱者憎恶强者，一经翻身，又势必再度打压对方。胜者强迫败者无条件接受自己的“神像”，哪怕败者的信仰与胜者的信仰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不论你是否信善，只要你不信耶稣，你就会被打倒。反之亦然。

这样彼此打压的循环带来了西方文明本质上的“恐惧感”和“危机感”，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所说，新兴崛起的国家，总是会与老牌强国发动战争。这是他们所绕不开的怪圈。

当今世界，“唯心主义”思想退居二线，“唯物主义”价值观念成为世界主流，宗教信仰不再是西方社会的最高价值观，但另一个现象也与此同时摆在了我们面前。以全球霸主美国为例，他们所谓的“民主”，在他们眼中，无非是美国如今的“三权分立”制度，或是欧洲早期已被其“承认”的现行制度，凡是不符合这种制度的其他政体，都将被视作是“不民主”的体系。这种体系成了他们在新时代里所崇拜的“神像”。

为了维护这“神像”的尊严，他们试图着手改造所有与其不同的政治体系，但也有一种例外——当他们碰到实力较为强大，自己无暇改变的对手时，他们将选择暂时性的“妥协”，在心理排斥对方，在行动上让步于对方。但这种让步只是一种无奈之举，在让步的同时，他们亦不放过遏制对方的一切努力——对不同“神像”的恐惧感，在这时表现得极为明显。

古代罗马、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以及四面八方虎视眈眈的、提前崛起的对手对于才刚粘合在一起的德国造成的打压，促进了其对霸权的渴望。当德国崛起时，它同样遵循着西方传统的逻辑，试图利用战争，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军国主义）征服所有敌人。然而，它失败了，而失败就意味着自己价值体系的彻底崩塌、以及自己在屈辱中被彻底征服。

在人类历史上，征服或者会遭致对手的灭族——这样的现象频繁地发生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但当种族规模逐渐扩大的后世，则几乎不复存在，或者会造成对对方暂时性的压制——在这压制的过程中，软弱的对手会妥协而导致其文化精神的流失，坚毅的对手则绝不低头，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强大，直到未来的某一天忽然崛起，将对手彻底撕裂。

在这种因征服而带来的恐惧中，今日的美国人将其冷战时期所形成的军事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住地向东推进，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行摆放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将自己的枪口安置于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俄罗斯的家门口，这无疑遭到对方强力的回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走克里米亚就是回应的手段之一。欧洲各国紧随其后生硬的经济制裁，则更使这场危机走入了死胡同。

危机中，当普京总统在国内的支持率超过80%的时候，当俄罗斯人民将欧美列强视作头号敌人的时候，当俄罗斯的民族情绪空前热烈的时候，让我们回头想一想《凡尔赛条约》，让我们回头想一想纳粹的谎言，让我们回头想一想昔日单纯的德国人民热烈的欢呼，我们是否会感到些许类同之处？

这时，请你也同样想一想，是谁制造了希特勒？是谁在制造希特勒？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正在忙着用激烈的手段反制这个世界国力最强的对手时，那曾经被修昔底德认为“最具威胁”的角色——世界老二中国，却正在积极地重建那条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积极地提出有关“命运共同体”的言论——这个国家的宗旨是“共融。”

本文的最后，请允许笔者引用《希特勒传》作者乔西姆·费斯特的一句点睛之笔作为结束：

“对他（希特勒）来说，这种拯救思想和欧洲人的自豪感密不可分，除了欧洲，其他大陆都不重要，其他文化也都无关紧要。其他所有大陆都只是地理名词，是奴隶居住的地方，是用来剥削的地方，是没有历史的空旷地带，是‘狮子出没的地方。’”

——西方式的具象思想的狭隘性和其征服本质，正是制造希特勒的罪魁祸首！

1945年4月30日下午4点过后，臭名昭著的杀人狂魔、令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的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在欣赏完他平生所欣赏的最后一段舞蹈之后，和妻子爱娃走进一间密闭的小屋。枪声响起。

然而，他真的死了吗？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