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谈到战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也不是一个什么虚的东西，实际上战略是一个有协调性、整体性、步骤性的东西。一个成功的战略其实有点像烤蛋糕，它有它的成分表和它的步骤，有负责人、时间表、路线图，如果跳过其中的一个步骤，或者漏掉一些成分的话，可能就会失败。这是我听了刚才三位老师发言的一个思考。

但是我还想提出一点，实际上无论是新闻学专业还是国际关系专业，我个人理解一个重要的缺陷，可能在理论层面上的思考还是要更进一步。比如说我们谈公共外交，谈国际战略，实际上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话的平台，这个对话平台的关键就是大家在这个基础概念上有一个共同、一致的认识。如果要想整个中国学者之间对话，甚至和国外的学者进行对话，那么我们在基础概念上要得到一些共识，比如说什么是国际，什么是战略，什么是公共外交等等。

实际上对于它的学术梳理，我个人理解得不多，但是我想跟各位老师探讨的是，在基础概念鉴定过程中要注意四点原则：

第一个就是时间化。我们中国的概念不能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得太快，这个概念的涵盖时间要足够长。不要因为总书记十年一变，我们的概念就十年一变，或者我们的战略也十年一变，这样就会搞得太折腾。

第二点，民主化，或者是大众化。实际上概念或者学术不空，它是来源于实践的，来源于人民的探索，所以我们这些概念的社会边界也要不断扩大，要容括和概括普通百姓的一些探索。

第三个层面就是政治化。我们不用太虚伪，我们做的一些东西的确是为了国际博弈当中的社会动员或者组织动员，这个东西要涵盖在里面。

第四个层面就是意识形态化。这个意识形态化其实就暗含了刚才吴大使所讲的，以及习总在不同场合所讲的，我们那些东西要说出来，说出来的东西人家信，就是要用人家能够信服的语言，不一定非得是人家的语言，我们说出来人家要信，这个就叫意识形态化。在政治化的基础上，要把我们这些概念凝练为高度抽象的一些政治信条，并因此可以用在合法性的战争中，其实公共外交就是争夺一种合法性，在合法性的战争中能够表达出不同，甚至迥异的，我们跟美国的追求肯定是截然相反的，这样的政治诉求怎么样能够追求一种合法性。

我觉得这是基础概念的界定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四个层面，就是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些如果达到的话，这是一个平台。当然，说着容易做着难，我就简单以“一带一路”的对应传播来谈一下我是怎么理解战略的。

实际上这些思考也是比较粗浅的，我之前做过一本印度大众传媒的书，今年也写了一篇“一带一路”对应传播的文章，我在这个基础上，因为时间关系就简单地谈三点。

第一，我们的战略一定要注意时代变迁，要了解这个转型时代的决定性力量。实际上现在政治的一个主要动态就是权利的上移和权利的下移，就是分散集中，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要注意现在全球公共领域和全球公民社会。因为我们在国内，“公民社会”是一个在搜索经常被屏蔽的关键词，所以我们在国际上也不关注全球公民社会，但实际上中国的形象好不好，全球公民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它在全球政治觉醒、全球共同问题的出现、全球权利转移和全球新边疆的推动下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我们必须关注这些，而不能像鸵鸟一样，我们不是把脑袋扎在沙子里面，这个危险就会过去，所以说一定要关注全球公民社会。

第二个层面，要关注一些结构性的力量，它在整个国际社会的真实互动。现在的“一带一路”太细化了，当然细化是很重要的，就像我刚才谈战略要有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一样，但是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当中，要关注四个舆论场的互动。第一个就西方媒体的舆论场。实际上在“一带一路”当中，西方媒体或西方国家是一种竞争性的姿态介入当中的，他们甚至把这个比作中国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当然，我们知道“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之所以不是马歇尔计划，是因为我们比马歇尔计划差得太远，马歇尔计划太强大了，我们不可能达到它的效果。但是西方营造的这种不利的舆论场，因为西方媒体的强大议程设置能力，会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认知，所以说首先西方的国际舆论场我们要关注。

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沿线国家的舆论场。实际以印度为例，刚才钟老师也提到了，为什么印度不愿意让孔院进入印度，为什么他到现在还不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呢？这当中有很多我们需要思考的。具体的东西就不说了，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一个是印度对中国的那种情结，有一种悲情意识，就是当初中国和印度那场战争对现在的印度影响还很大。另外就是印度文化的那种骄傲。再一个就是一些竞争性的战略，包括印度也想在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大国，一系列的运作和冲突，就导致了负面的舆论场。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官方舆论场。我们很高大上地想把“一带一路”推出去，但实际上中国民间的舆论场和中国官方的舆论场差别很大，老百姓就觉得你这个钱为什么要这么花？大战略要算小账，你不要说缅甸支持你在南海问题的立场，你就给了他6亿美元，你为什么这么搞，你要对国内有一个交代。这个问题搞不好的话，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撕裂会直接导致“一带一路”战略的破产。实际上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在国内，不是国外。无论美国或者是印度，甚至日本怎么样围堵，这个都不关键，只要中国自己本身不折腾，自己国内的战略发展达到一种良性的循环，外在的因素都不是关键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考虑“一带一路”的传播战略，关键是国内，怎么样说服国内的老百姓，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层面，简单说一下，我觉得“一带一路”传播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体化的整合。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缺陷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每一个部门，外贸、外交，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策略，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一块儿，他们相互之间甚至是冲突的。就像刚才吴大使谈到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我相信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我之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对外传播人才如何培养，我提出了“七个跨”——跨国界、跨问题、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体、跨部门，必须进行一种整合性的培养，一种宏观性的战略才能够培养出走出去的人才。

当然如何进行具体的“一带一路”传播，我也有很多宏观和具体的建议，在我发表的论文当中都有所体现，有兴趣的老师我们可以私下再沟通或者是大家找到我那篇文章进行一个批判。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传媒政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