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个会议的同时，我也受到两个朋友的启发。前一段，有一个韩国朋友跟我说，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就是你们老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你们复兴以后干什么？作为小国他就很担心，我说这也是到现在还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念存在。再一个是新加坡的朋友跟我说，到中国来留学的时候，他非常希望能够跟中国学生住一起，但是把他们隔离来了，他说：“我感到受到一种监视。”他的感觉非常不好。我就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当前在公共外交、传播方面的一个问题。
当然除了我们自己的原因以外，也有他们各方面的原因，太多太多，但是就今天这个主题而言，公共外交还有国际战略传播，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两者的关系，我觉得两者在本质上还是有一致性的。
最近几年，公共外交还有国际战略传播比较热起来以后，国内研究的论文等等这些数量统计来看，整体来讲是往上走的趋势，尤其是国际战略传播，最近几年公共外交的文章有点下降，但是国际战略传播的文章数一直在往上走。一方面反映出来这是当前我们国内一个比较热的研究热点，再一个，为什么会是热点，肯定跟当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我们自己国家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密切的关系。
从魏源提出来“睁眼看世界”，到现在大概两百年了，我们改革开放也提出来要首先认识世界，现在我们说让世界认识中国，钟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平台。这些不同的平台，包括像吴大使提到的“一匹好骆驼”，怎么样通过这些平台和“骆驼”来展示我们，这是做好公共外交和国际战略传播的一个实践过程。
我原来报了一个题目，就叫《内生即理由，外向的表达》，我觉得概括下来，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内生就是中国故事你首先要有故事可讲，我们现在肯定是不缺故事资源的，但是能否讲好，就是怎么样做好外向表达的问题了。
现在来讲，能不能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个底气。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我们也好，还是外国人也好，他们有一种感觉，我们自己的一种感觉，我们怎么样去解释我们自己，怎么样表达自己，外国人说中国威胁……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除了这些之外，甚至还有各种质疑、批评，都会存在，好像中国不能够为世界所接受。我们也感到很有压力，世界也是对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刚才钟老师也提到，我们的孔子学院，不同的项目学生出去的时候愿意去欧美，不愿意去发展中国家，但他为什么喜欢去欧美？这也需要我们思考一下。外国留学生可能也是喜欢到我们这边来，但是他们来可能跟我们去欧美是不一样的心理。
再一个，刚才吴大使用曼德拉的话来讲，我们怎样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这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让他认识中国，最关键的是能够让他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这是最关键的，能够深入到他心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民心相通。
但是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有时候不会用他们的语言讲，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存在步调的不统一，在讲故事的时候，次序和程序都有些混乱，这就造成我们自己在讲故事的时候，把这个故事的内容都弄得一团糟，很明显，这个原因是来自我们自己。另外，我们有时候可能还会用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的老眼光、老的表述方式去讲一些故事，这个就更不应该了，造成了对方听不懂，甚至是反感或者完全地拒绝。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我们觉得非常让人痛心。
还有就是吴大使刚才讲到语言的问题。昨天的时候我听缅甸的专场，张云飞老师也提到了，现在缅甸语在国内已经不是很小的语种了，但是我们翻译很多缅甸的官方文件，包括他们领导人的名字时都会翻译错，或者有不同的表达口径，最后在整个外交层面产生不一致的情况，造成一些误解，非常不好。
所以我想在当前表达或者传播我们中国故事，或者我们去解读外国故事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包括昨天徐静老师提到，戴秉国先生说南海仲裁就是一张废纸，可是最后我们还花了很大精力解释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必要，程序错了。之后你还去解释，成了废纸就不用解释了。所以这都是传播方面的程序问题，或者我们自己在理念方面混乱的问题。
当然除了我们自己，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原来一个不是很发达的国家，或者比较弱的国家，突然间崛起了，必然会对守成大国，或者既有的国际体系都会造成大的冲击。原来这些大国，尤其是老大，他肯定会有抗拒的心理，这是不可避免的，从人际关系上来讲也是这样的，这种是很正常的心理。但是这种心理对大国和小国而言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美国这种老大，既有的这种守成大国，对崛起中的大国的看法，这种心理是结构性存在抗拒的，他不容许你崛起，因为你会对他的地位构成挑战。而对一些小国而言，尤其是周边的小国，你在不断地崛起，给他造成的就是行为方式的变化和恐惧心理，他不会压制你，他没有这个能力，但他内心是一种恐惧，两者心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对的时候也应该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做的时候，手段往往还是一样的。所以在外交层面，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改进。
我们经常会用“蜜月期”来形容两国关系，但是什么是蜜月？蜜月肯定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一种比较对等的关系，而且它是建立在一定情感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夫妻关系，才可能有蜜月这个过程。但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东西是我们拿钱砸出来的，关系会好一段时间，类似于我们人际关系中的小三、情人。所以你喜新厌旧，或者他对你厌烦的时候，就会摆脱你，或者满足不了他的欲望时，他就会离开了。以前我们说这样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现在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以经济利益来维护我们当前的外交行为或者外交实践，已经不能够满足当前的需要了，更多地还是需要培养感情。单纯依靠物质力做支撑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好地去推动情感的培养，就是民心相通这一点。
像在“一带一路”上，我们讲“一带一路”是对世界提供的一个公共产品。我去年时写过，这个公共产品分软“公共产品”和“硬公共产品”，推动了整个“硬公共产品”，包括设施、贸易，还有资金等等，软的方面包括政策、民心，怎么样去把这一点做好。刚才吴大使也跟我们强调了，民心相通是最高层面，怎么样去推动？现在我们就是先搞基础设施投资，然后硬的先行，其实我觉得尽可能在前面先去搞软的才可以，短期内说硬的有效，但是长期看还是要从软公共产品这个角度来推动。
还有我刚才提到留学生的问题，为什么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像留学生这边，据我了解，国内所有的高校基本上对留学生是隔离居住的。他本身到中国来的时候，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更希望能接触中国社会，更好地跟中国的学生、中国社会有更深入的交流。像我们留学生去国外时，可能租住在平民家里，或者跟他们的学生住在一起，所以他回国以后，他对那个国家有很深的感情，他愿意经常回去，或者他留在那里不回来。可是外国留学生在中国是什么情况？在我们学校那边的留学生，有些韩国留学生来了以后，就这样隔离居住，一个多月他就退学走了，不在这边住了，他说：“我接触不到真正需要接触的环境”。包括语言，只是上课，平时跟中国人的交流、民间的交流是没有的，所以有一批人就退学走了，这个对我的触动非常深刻。我们感觉通过这种方式，对学生有特殊待遇、高规格，我们有别的考虑，但实际上失去的一个很好地融入中国，培养对中国感情的机会。再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也失去了更好地做好我们的公共外交还有国际传播的机会。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省社会稳定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