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义桅跟察哈尔学会的邀请。我本人看完这本书，最深刻的体会，我认为是这样几点：
第一，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启示，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是一个中国的单边主义的倡导，还不是一个多边体系下的共识。所以要想把一个单边的倡议变成一个多边的共识行为，这个道路非常遥远，它的核心路径就是要多交流，而交流的方式就一定要找到话语权。如果我们没有适当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现行的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下，我们要想把这个故事讲给其他国家去听，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必须自定逻辑之后才有可能对应这件事。
因此义桅这件事的最大意义在我看来，首先是跟整个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进行一场对话，如果对话能成，它就将会引领中国的单边主义的“一带一路”走向多边主义的共识。它的意义重大在这里。
我们看这个“通”字，它首先代表了中国语境下的一种全球普适性主义，因为中国人提倡的通用性，全球的普适性是天下大同，跟西方的普适性还不是一样。所以我宁可把这个“通”字，首先一个含义解释为中国的新普适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里面有大量的文章可做。
另外，这实际上是在尽可能提出一个世界的新秩序理论。在今天，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一站、二战之后构造的世界体系，我们看到的毕竟是在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乃至建构主义这三大理论为核心情况下建构的世界体系，但是这个世界体系我们也能看到，正在快速地、大规模地、全面地处于解体之中，这种解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建构新未来、新秩序的新体系，才能够期盼新秩序是可能的。
所以我认为义桅这件事，可以把“通”字理解为向未来的新秩序发起一种大的构建，我认为这件事有很多的东西要做。
再有一个，我们必须看到在二战之后的今天，由美国人主导建构的体系都在大面积解体，包括现在的欧盟体系都在摇摇欲坠之中，就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来，西方文明用西方的智慧所构建的多边体系今天都遇到这么大危机的时候，它表明一个问题——这种构建的基础理论有问题。
当这种基础理论有问题的时候，中国人在面临“一带一路”的时候，中国人在面临多边主义大面积失效的情况下，怎么构建这个“一带一路”的多边主义？这个多边形态一定要拿出一个新多边主义理论，才有可能使得我们“一带一路”超越西方的旧有的、传统的、过时的多边体系，走向新的未来。在多边主义问题上，我觉得还是有亮点可做。
另一点我们看得到，义桅用“通”这个字，而且刚刚自己做了解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实际上点拨了他一个重要的概念，向我们传播。这件事义桅想用的思想已经超越西方文明的基本思想，或者哲学的构造体系，全书看完以后，这个“通”字既涉及到大量的现实主义的问题，也涉及到大量的理想主义的问题，还有大量的建构主义，都带“通”，可是哪一个东西都不足以淋漓尽致地让他畅快无比地把书写出来，他一定要找到自我的表达方式。
我认为他的思想虽然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有非常系统化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的思想体系，但是他觉得怎么用都不方便，所以用了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正在构造的就是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新话语体系，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意义重大的，点拨他的就是“通”字。
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从1648年主权体系诞生走到今天，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因为人类确实需要一个以地球为家的全球治理体系，而不再是一个国际体系，是无差别的。这个差别不再是传统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是我们面临的大气治理问题，海洋的问题，沙化的问题，一整套问题，都用国际体系无法再治理，要面临全球治理问题。可是全球治理的问题，对存在排他性和零和思维的西方文明来讲是巨大的挑战，他很可能是无法逾越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从通的概念再细化之后，有可能会走到一个全球的新治理体系。
义桅这本书，他用“通”的问题实际上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根基站在一个非常高的视角上。我认为他站得很高了，他就想找到一个高度，哪一种话语体系、哪一种东西都不足以表达人类今天面临的这种挑战和“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新机遇，因为当这件事你去畅想的时候，你发现可以有无比巨大的想象空间，去发挥你的知识话语表达。
要想弄通它，核心问题要回到原点，我们最终还是要以这本书为基础，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更加细化的、有效的话语体系，能够完成整个跟“一带一路”所有相关国家的沟通，这个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交流不做好，我们永远会停留在我们单边主义的自娱自乐体系中来，因为别的国家并不认识你。如果不变成一个朝贡体系，而要变成一个文明体系的话，你必须让他能够在根本上理解这件事，而要做这个事，就必须有话语体系。而这个话语体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从外交、军事、经济、金融，所有都涉及到了，所以用任何一个单项来概括“一带一路”都很难做到。
相反，我觉得义桅确实有独到之处，选择这个东西，或者他突然发现这个跟他思维体系这么多年的积累能够放在一起，用“通”字，世界是通的表达这件事，所以非常恭喜义桅。
（作者系人类共赢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