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对于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的中日关系的走势持什么样的观点，是否是乐观的，这种大的走势与个人风格又有什么关联呢？
加藤嘉一：首先，我保持谨慎的乐观，或者说是积极的乐观，毕竟两国关系经过一些曲折，两国的领导人已经见了两次面，现在第三次会面也是比较可预期的事情。如刚才所说的，这种会面是为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我是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第二，你也提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否与两个领导人的个人性格有关，我认为大有关系。两国的领导人现在看起来很自信，虽然两国的领导人在东南亚、在拉丁美洲、在非洲有一种谁能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的竞争，但是无论如何我看到两国的领导人都有一个向外发出声音，扩大亚洲影响力的渴望，同时他们在面对国内的复杂舆论也比较自信。我认为用一些比较敏感的话来说就是权力基础掌控的比较稳定。习主席对日关系，安倍对华关系，可以不顾虑其他杂音，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政策，从这一点上来说明两国领导人的风格，这对于此时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有积极的作用。
王 冲：我略有不同，我是悲观的。两国矛盾是结构的，不仅仅是因为钓鱼岛和靖国神社的问题。亚洲两强之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在这种竞争态势下中日想回到三十年前政热、经热的状态是很难的。长期的视角来看，中日维持“冷和平”的状态就已经相当不错，虽然大家关系不是很好，但也能维持和平交往，经济互惠的基本交往以及基本的关系，这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想把关系更拉近一步，可能有力的抓手不是儒家文化，有力的抓手是中日韩自贸区的设立，通过经济关系进一步深化。
问：近年来随着中日政治关系的紧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激增，去日本消费创造新的记录，这个现象是否说明中日两国政治紧张，但是民间交往有很大的潜力，察哈尔学会包括其他智库有哪些作为可以促进中日韩民间交往的发展？
加藤嘉一：我同意你的观点，政治关系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也看到中国的游客到日本旅游去年超过两百万人次，说明中国人本身对购买有很大的需求，中国的游客对于日本国内来说也可以拉动内需，我认为这是共同的纽带。这也与日元贬值、日本政策放宽有很多的关系，包括中国游客购买力提升。
至于察哈尔学会能做什么，我也不能够代表察哈尔学会，但是今天很不容易，中日韩的三国公民能够坐在一起，做到这一点已经是非常大的贡献了。我相信学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智库，能够在国际化、多元化方面作为和平的使者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
王 冲：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升温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我们有一句话“远亲不如近邻”，中日的地理位置很近，很方便。去欧洲、美国飞机需要八九个、十几个小时，很方便，这是地理上的因素。
去日本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日本的环境。买东西也方便，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不用担心在海关被人撬箱子，这样就一传十，十传百。某一篇文章写去日本买马桶盖，结果就是几十万人去，这就是媒体的助推作用。
察哈尔学会做了很多，就像今天这个活动。在中日的交往当中，非官方的智库和非官方的组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关系不好的时候，可以雪中送炭，在官方不便举办活动的时候举办一些活动。关系好的时候可以添把火，烧的更旺。我们下一步可以邀请更多的日本人来中国看看，察哈尔学会介绍更多的日本人来中国，在日本媒体上发表介绍中国的文章，促进双方的了解，这也是可以做到的。
问：我的问题是关于刚才日本研究学者提到的，他代表年轻人，也包括自己，对历史道歉的诚恳态度感到非常欣慰。青年一代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也影响着世界。我们中国年轻一代翻开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只要你不强大就挨打，这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不能挨打了以后再反战，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传给我们奋发图强的精神。
问题是，日本年轻人是怎么样看待日本以前的历史，他们心目当中是怎样想的？有没有阴影、有没有罪恶感、种在内心的种子是什么样的？
第二个问题，中方老师说到的，希望察哈尔学会有更好的线下活动，展开中日韩三方的交流，促进年轻人这一代为了和平而交流，我想这应是察哈尔学会未来的目标。
加藤嘉一：大多数日本年轻人持有与我类似的态度和看法。如今，在历史、对华、对美等问题上最为反对日本政府走向失控的恰恰是日本国内的和平势力。而非来自外界。日本大多数百姓渴望和平两个字，我坚信，日中两国百姓完全可以展开和平对话。
问：刚才记者提到日本青年人对于历史的态度，前不久看到一篇新闻报道，日本一档节目对于日本年轻人进行随机采访，知道8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日本人说是吃鳗鱼的日子，还有各种奇怪的日子，只有24%的年轻人说这是二战结束的日子，这也是跟安倍上台之后屡次修改日本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是有关系的，对于日本年轻人历史教育是有缺失的。
我想请问加藤嘉一先生，您作为一名学者，以独立的眼光看待，怎么样才能给日本年轻人历史教育做一些改进工作？
第二个问题，有一种观点，日本民众对于推行新安保法案有一些抗议，而且是情绪比较激烈，不仅仅是因为违背日本宪法三原则，同时也违背民族主义，就是民众怎么反对和抗议，政府还是坚持强推，也想问一下对于日本民主的想法？
加藤嘉一：我有非常明确的建议，如何普及历史观，让更多的年轻人思考那段历史，我的建议是让“安倍谈话”印成一张纸，然后发给每一个日本的中学生、高中生去讨论怎么看，而不是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无论如何把安倍谈话作为一个思考历史的材料素材，让中学生、小学生去讨论怎么看。我认为这种努力是可以做到的，不违法也不碰底线。
至于安保法案，日本国内确实发生着许多反对和抗议。一方面，这必将是涉及到我们国体的问题，这一法案会不会改变我们作为和平国家不打仗，从宪法层面禁止对外发动战争的国体会不会变化；另一方面是政体，我们作为法治社会，很多人看来安倍首相做法有点勉强，强行推动新安保法案，没有充分吸纳在野党的看法。
为什么日本社会有那么多的反对声音，是因为这个做法，这个主题是涉及到国体和政体两个层面，你能妥协吗？你连这个都妥协了还叫什么公民？这个问题需要非常充分的讨论，不管是过程还是要达到什么结果，我认为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落实，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有时候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王 冲：第二个问题我简单补充几句，安倍之所以强推新安保法，有国内国外两个因素，国外是美国希望这么干，也能换来美国的支持。其次日本右翼势力过去十年是增长的，左派是示威，很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你是年轻人爱好和平，不是全体日本人都支持。但是在执政集团里面有很高的支持度，同时也有来自自民党内部或者在野党，以及公民党的声音，所做的错误之处是强推，但是不妥，不能说是违法。正是程序上的瑕疵强推法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弹，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也是超过其他民众的极限，也是日本社会各界强烈反弹的原因。
这个会给安倍带来很大的压力，并不能把安倍搞下台，他的外祖父就是修改日本安保条约下台了，我们当时还讨论了安倍会不会重演这一幕，从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往后还要静观其变。
方贤珠：今天对话的两位嘉宾给我正能量非常多，“察哈尔和平对话2015”到此结束，感谢两位嘉宾真正的对话，感谢各位来宾、各位记者朋友们，以及网民朋友们，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