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人士对全球化产生了怀疑，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重新抬头，甚至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等声音不断高涨，即便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复苏的势头，在处理全球事务上呈现出“力不从心”甚至“心不从力”的疲惫之态。究竟要不要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要不要继续深化对外开放，一时间成为各方激烈辩论的主题之一。

对此，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了明确回答，那就是“中国是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我们愿做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践行者、全球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面对各方面的怀疑、犹豫和彷徨，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出了明确的选择，向世界宣告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之路，“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

开放的问题要在开放中解决

毫无疑问，在对外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在积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时机的战略下，一批高污染、高消耗和低效益的产业进入中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没有税收、没有技术甚至不创造就业的外资项目，同时，大量的项目开工使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形成了土地资源不可挽回的流失，经济增长造成了国民利益损失和综合竞争力的下降。此外，高速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令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极其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得以凸显，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断浮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更是令人一时间难以适应。

面对这些问题，究竟是采取高筑防火墙，躲避世界经济巨浪于国门之外，还是诉诸进一步对外开放，建造从容应对汪洋大海和惊涛骇浪的强大中国经济航船？

李克强总理的报告无疑选择了后者，它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正在经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型。

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满足于获得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强调实施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全面确立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竞争力。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信号，中国决定要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寻求解决一切难题的药方，对外开放的问题要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寻求解决。

这一对外开放战略思路的转型，打破了作为传统开放观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即所谓的“发挥中国劳动力富裕的比较优势”战略），强调利用全球化的有利挑战，“走出去”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同时依靠国内有利条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拓国内广阔市场，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保护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探索以战略和体制的优化实现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

打造2.0版的开放新格局

如果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一轮对外开放还存在着从沿海到内地，从边疆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这样的先后次序的话，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则意味着打破了先后次序，致力于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在这样的框架下，不管是拥有得天独厚优势的沿海地区，还是偏居一方的内陆地区，都被推到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舞台上，都面临着来自全球化体系的激烈竞争，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挑战，所有人都被推到日益激烈的竞争游戏中，即“2.0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新格局。

与1.0版的对外开放格局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相比，2.0版开放新格局的本质特征是顶层设计、自觉开放。在新的一轮对外开放中，无论是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和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还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构建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都不再强调先行者的优惠政策，而是鼓励进行制度创新、政策设计和风险共担。

尤其是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以及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不管各个地方是否愿意，是否自觉，动机为何，这一由中国主动倡议，得到周边国家积极响应的战略大幕已经不可逆转地拉开了，已经批准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即将签署的中韩、中澳自贸协定，以及相关自贸区谈判和投资协定谈判，都将各方推到了更加激烈的竞争舞台上。一句话，是骡子还是马，都要被放出来遛一遛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只有通过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来得到解决。李克强总理响亮地提出，“中国是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这无异于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是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搭车者”，更是一个当今世界中的“贡献者”，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从一个现有国际体系的追随者转变为未来国际体系的担当者，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