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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公共外交:跨国公司的第三个职能
发布时间:2014年03月06日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赵可金  阅读:1351

 

谢谢秘书长。我和启正主任,我们联系这么紧密,离不开柯秘书长,如果没有他这个从中撺掇的话,我们没有接触这么紧密。那么这个书呢,我春节之后,很早就拿到了。我前天去上海的时候,我还看了,没看完。我一直在想,启正主任这个在推动中国的公共外交方面所做的贡献,刚才老柯书评里也讲了“又领军了”。我想启正主任很可贵的一点是他一直在探索新的领域,我也一直在努力做这个工作。去年我们完成了一篇文章,我把这个现在全世界关于企业外交,或者更明确来讲,叫公司外交,为什么?只有公司才有做外交,一般的企业是没有资格做外交的。因为公司牵扯到法律关系和国家这种非常明确的法律关系。企业之所以能够从事外交,有国家的特许,有一些企业可以代表国家从事商业活动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外交的时候,更准确地来讲,是公司外交。

其实这个国外大家用的这个单词也是指的公司外交。启正主任讲跨国经营公共外交,我拿到以后,我有点疑问,为什么不叫跨国公司公共外交呢?我认为这个有点费解。也就是说在商界,商业用词需要公共外交,由此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为什么商界,为什么需要外交这种资源,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这样。

那么我在看了这个启正主任的书的时候,他有一部分讲的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有一节我觉得讲得特别好,非常有理论功底的。那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提出来跟启正主任商榷,可能这个外交,公共外交是企业职能的再一次拓展。企业你要想,你这个公司你要想获得大的发展,你最初只是具有经济职能,就赚钱就行了。如果不光是赚钱,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不仅有了他的经济职能,还有了社会职能。比如说修公路,或者是教育、体育等等这些社会责任。

那么今天我们从启正主任这本书当中,得出一个结论,外交应该成为企业第三级别的职能。这个企业要想在能力上比别的公司有竞争力,必须具有企业外交的能力,这是企业发展之路。我们得出一个延伸的结论,企业需要建立自己的外交部,来处理复杂变化的国际挑战。

所以启正主任这个书也提到了,叫股东体系和利益官方体系的,这两个体系的问题。所以现在大的公司,你看全球五百强的公司,都要相应地建立起他的这个利益相关者的这样一个体系,建立他的国际部,从事海外扩展。你看微软在进入中国的时候,走得很曲折,一开始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微软觉得自己的产品很好,结果到了中国,遭到了联合抵制。所以在陈汝正(音),执掌以后,就和中观村科技,和中国搞合作,因为中国开放不是仅仅要卖产品,我要学习你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是领导人明确说的。所以通过研发合作和经营合作,那么他知道了这个中国外交的这种需求了,那么微软在中国的业务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微软这个例子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要在海外扩展,必须要有国际部。还有一个负面的例子,谷歌在全世界,不光在中国,他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他不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中国,最后的问题就是退出中国。其他国家,不是说没有能力抵制他,不是说欧洲国家就对谷歌那么完全接受。所以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说公共外交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第三个职能。

很多人还在讨论,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做公共外交,我记得,在看这个国资委的一个会议的纪要的时候,国资委主任王勇,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不仅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关注这个国际关系,外交的问题,就是在家门口,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无论是一个中小型的企业、公司,你也面临着跨国公司的竞争,你也面临着各种,比如说因为国家,比如说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对你这个企业的影响。如果你不了解外交政策,了解相应的国际国内形势,来对你的这个企业发展进行调整的话,那么你同样是会失败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尽管我们现在大家都去想,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公共外交,我想对于所有的公司来讲,特别是上市公司,他必须要关注这个。因为上市公司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你直接影响到资金的流向,大家对你股票的信任。如果你明知道这是陷阱,那还往里跳,那不是傻瓜吗?所以不仅仅是要“走出去”,在家门口,也要发展自己相应的外交政策。

第三个问题我想谈谈中国,这可能是对我们特别重要的。那么中国现在的公司,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公共外交的这个意识方面,普遍落后国际的公司,欧美的公司。我在2009年的时候,参加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美建交三十年的图片展,当时我们给这个跨国企业和中国国内企业发函,让他们提供中美商业交往中的一些图片,具有典型意义的图片,然后我们遴选出最典型的放到图片展上去。我们发现像UPS,可口可乐非常积极,他们不仅迅速地做出了反馈,而且还希望把他们的DV也放到上面。就是表明他们认为这样一个纪念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外事活动,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当时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对这个图片展发了很多祝贺的视频。我就想,中国的企业你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愿意给你,还问你想要干什么?所以中国企业对公共外交这方面的意识是明显落后于国外的企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家安守自己的本分,对自己圈里,与自己圈里无关的事情我不过问。所以现在企业和公司的目的和外交的目标,实际上是不统一的。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在不断地讲,我们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司、企业充耳不闻,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对外交这个走向,他不关心。不关心,就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在不合适的场景发生了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最后由外交部门去给他擦屁股,去给他解决问题。

 

我们国家不是没有资源,我们的外交资源,不只是说我们投入了多少钱,而是我们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在海外的人脉资源是很关的,包括驻外的大使,包括退休的外交官,他们个人都有非常多的人脉。但是这些人脉没有转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贡献。比如说我要到非洲去拓展市场,或者到海外上市的时候,外交企业所掌握的人脉资源,不能服务于公司的发展。同时,公司在海外的资源,也不能服务于外交。显然我们不是没有牌,不是没有资源,而是我们的资源没有很好地跨界使用。我想,中国国安会成立了,可能会好一点,可能会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了。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国企业,我们在批评中国公司的时候,我还在想,中国公司,中国企业,他在参与公共外交,在不自觉地探索公共外交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需要总结?所以我觉得启正主任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作为一个年龄比我们大很多的人,去不辞辛苦地看这么多企业的案例,这些案例,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我在想,我们学会能不能组织一下,能不能这里面已经列了的公司,我们再搞一本案例集。

   所以哈佛商学院都在购买这种案例,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些案例总结一下,可以作为学会一个重要的产品,主任还是来挑大旗,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好。把现有企业所探索的一些经验,能够总结出来。我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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