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秘书长。我和启正主任，我们联系这么紧密，离不开柯秘书长，如果没有他这个从中撺掇的话，我们没有接触这么紧密。那么这个书呢，我春节之后，很早就拿到了。我前天去上海的时候，我还看了，没看完。我一直在想，启正主任这个在推动中国的公共外交方面所做的贡献，刚才老柯书评里也讲了“又领军了”。我想启正主任很可贵的一点是他一直在探索新的领域，我也一直在努力做这个工作。去年我们完成了一篇文章，我把这个现在全世界关于企业外交，或者更明确来讲，叫公司外交，为什么？只有公司才有做外交，一般的企业是没有资格做外交的。因为公司牵扯到法律关系和国家这种非常明确的法律关系。企业之所以能够从事外交，有国家的特许，有一些企业可以代表国家从事商业活动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外交的时候，更准确地来讲，是公司外交。

其实这个国外大家用的这个单词也是指的公司外交。启正主任讲跨国经营公共外交，我拿到以后，我有点疑问，为什么不叫跨国公司公共外交呢？我认为这个有点费解。也就是说在商界，商业用词需要公共外交，由此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为什么商界，为什么需要外交这种资源，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这样。

那么我在看了这个启正主任的书的时候，他有一部分讲的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有一节我觉得讲得特别好，非常有理论功底的。那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提出来跟启正主任商榷，可能这个外交，公共外交是企业职能的再一次拓展。企业你要想，你这个公司你要想获得大的发展，你最初只是具有经济职能，就赚钱就行了。如果不光是赚钱，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不仅有了他的经济职能，还有了社会职能。比如说修公路，或者是教育、体育等等这些社会责任。

那么今天我们从启正主任这本书当中，得出一个结论，外交应该成为企业第三级别的职能。这个企业要想在能力上比别的公司有竞争力，必须具有企业外交的能力，这是企业发展之路。我们得出一个延伸的结论，企业需要建立自己的外交部，来处理复杂变化的国际挑战。

所以启正主任这个书也提到了，叫股东体系和利益官方体系的，这两个体系的问题。所以现在大的公司，你看全球五百强的公司，都要相应地建立起他的这个利益相关者的这样一个体系，建立他的国际部，从事海外扩展。你看微软在进入中国的时候，走得很曲折，一开始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微软觉得自己的产品很好，结果到了中国，遭到了联合抵制。所以在陈汝正（音），执掌以后，就和中观村科技，和中国搞合作，因为中国开放不是仅仅要卖产品，我要学习你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是领导人明确说的。所以通过研发合作和经营合作，那么他知道了这个中国外交的这种需求了，那么微软在中国的业务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微软这个例子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要在海外扩展，必须要有国际部。还有一个负面的例子，谷歌在全世界，不光在中国，他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他不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中国，最后的问题就是退出中国。其他国家，不是说没有能力抵制他，不是说欧洲国家就对谷歌那么完全接受。所以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说公共外交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第三个职能。

很多人还在讨论，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做公共外交，我记得，在看这个国资委的一个会议的纪要的时候，国资委主任王勇，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不仅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关注这个国际关系，外交的问题，就是在家门口，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无论是一个中小型的企业、公司，你也面临着跨国公司的竞争，你也面临着各种，比如说因为国家，比如说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对你这个企业的影响。如果你不了解外交政策，了解相应的国际国内形势，来对你的这个企业发展进行调整的话，那么你同样是会失败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尽管我们现在大家都去想，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公共外交，我想对于所有的公司来讲，特别是上市公司，他必须要关注这个。因为上市公司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你直接影响到资金的流向，大家对你股票的信任。如果你明知道这是陷阱，那还往里跳，那不是傻瓜吗？所以不仅仅是要“走出去”，在家门口，也要发展自己相应的外交政策。

第三个问题我想谈谈中国，这可能是对我们特别重要的。那么中国现在的公司，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公共外交的这个意识方面，普遍落后国际的公司，欧美的公司。我在2009年的时候，参加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美建交三十年的图片展，当时我们给这个跨国企业和中国国内企业发函，让他们提供中美商业交往中的一些图片，具有典型意义的图片，然后我们遴选出最典型的放到图片展上去。我们发现像UPS，可口可乐非常积极，他们不仅迅速地做出了反馈，而且还希望把他们的DV也放到上面。就是表明他们认为这样一个纪念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外事活动，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当时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对这个图片展发了很多祝贺的视频。我就想，中国的企业你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愿意给你，还问你想要干什么？所以中国企业对公共外交这方面的意识是明显落后于国外的企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家安守自己的本分，对自己圈里，与自己圈里无关的事情我不过问。所以现在企业和公司的目的和外交的目标，实际上是不统一的。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在不断地讲，我们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司、企业充耳不闻，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对外交这个走向，他不关心。不关心，就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在不合适的场景发生了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最后由外交部门去给他擦屁股，去给他解决问题。

我们国家不是没有资源，我们的外交资源，不只是说我们投入了多少钱，而是我们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在海外的人脉资源是很关的，包括驻外的大使，包括退休的外交官，他们个人都有非常多的人脉。但是这些人脉没有转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贡献。比如说我要到非洲去拓展市场，或者到海外上市的时候，外交企业所掌握的人脉资源，不能服务于公司的发展。同时，公司在海外的资源，也不能服务于外交。显然我们不是没有牌，不是没有资源，而是我们的资源没有很好地跨界使用。我想，中国国安会成立了，可能会好一点，可能会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了。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国企业，我们在批评中国公司的时候，我还在想，中国公司，中国企业，他在参与公共外交，在不自觉地探索公共外交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需要总结？所以我觉得启正主任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作为一个年龄比我们大很多的人，去不辞辛苦地看这么多企业的案例，这些案例，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我在想，我们学会能不能组织一下，能不能这里面已经列了的公司，我们再搞一本案例集。

   所以哈佛商学院都在购买这种案例，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些案例总结一下，可以作为学会一个重要的产品，主任还是来挑大旗，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好。把现有企业所探索的一些经验，能够总结出来。我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