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5日，由察哈尔学会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察哈尔圆桌：中国如何当全球大国暨《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在北京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党校、中联部的专家围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的最新著作《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就“中国如何当全球大国”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根据研讨录音整理。
     观察中国全球角色的视角
     赵可金（清华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读了《创造性介入》之后我感到，研究中国问题时只做理论研究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学者需要向实践学习,从具体的问题中发现中国理论成长的环境。选择什么样的视角来观看中国的全球角色？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历史的视角。从毛泽东时代之前就开始了，然后到邓小平时代，直至今天。第二，世界的视角。在世界局势变化中，中国外交政策也在不断做出调整，我们除了看自身还要看世界的变化。第三，自由自由知识分子的视角。《创造性介入》的语言带有浓厚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色彩，与官员的文章区别明显。由于中国自身的快速变化，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决策的时候有两重视角，一个是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另一个是别人对中国的理解。
     今天中国的变化体现在很多方面，每个人的角色地位都有变化。对于中国决策的认知，社会已经出现一些分化，官员一个看法，老百姓一个看法，学者一个看法。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也有多重视角，有“中国责任论”，也有“中国威胁论”，对中
国有期待，也有恐惧和怀疑。中国的全球角色的变化体现在很多方面，不仅仅是外交部门，不仅仅是中央政府，还地方政府。我在广州碰到宁波的朋友，他说宁波的港口是最大的，实际上这也有很多文章可作。中国的企业很早就开始走出国门，并“创造性介入”当地事务，西方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完全一致。
中国是全球大国吗？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在探讨中国如何当好全球大国时，必须解决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现在是不是全球大国？如果中国目前还不是全球大国，但是全球大国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涉及到如何做，如何成为全球大国。如果中国已经是全球大国了，如何当好这个全球大国，这又是一个战略，这个战略和前面不一样，差别极大。如果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大国的过程当中，既不是小国，也不是全球大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做好？
     赵 磊（中央党校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在讨论中国的全球角色时，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国内共识的问题。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究竟是不是世界第二，以及未来的世界第一？我在2009年的时候做了问卷调研，关于中国政府是否拥有全球责任，64%的人认为拥有，20%的人认为不拥有。关于中国军队是否有全球使命，51%的人认为不拥有。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具有全球责任，但不认为中国军队有全球使命。另外，我们经常强调，中国GDP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全球100位左右。当中国GDP达到世界第二的时候，其他国家在看中国的责任时，很少关注人均GDP，而是认为你的总量代表你的国力，就应该承担责任。
     赵明昊（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处于转型期，我们现在处于毛时代、邓时代之后的第三阶段的开始，这就看出时代转折的变化的阶段。从2008年，中国确实出现了全球大国的体量优势，也逐渐的从国际体系的外部变量成为非常重要的内升变量，他在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也从原来的两极互补日益转向承上启下，而且从原来的美欧的核心区域转向边缘区域。而且我们对全球事务或者大国外交的进取心也非常明显，但是我们对外部世界复杂性的认识依然有限，施展外交大国的能力依然有限。
     专业大国的人才储备明显不足。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对前瞻性问题的研究,我们现在的眼光思考中国全球大国的角色的时候，肯定不能仅仅盯着昨天、今天，而更要关注明天，很多要抓早、抓先。从战略规划的角度来讲王老师提到在非洲的部分有比较详细的举措性的建议。如果谈到战略规划，今天不仅仅是要解决今天的难题
的一种任务型的规划，解决现在当下难题的任务型的规划，更要重视明日之
难题的能力性的规划和构想型的规划。
     当中国想要成为全球大国，或者日益扮演全球角色的时候，世界是否做好准备去接纳在全球事务上日益进步的中国？这就要求中国对转型和改革有一定的克制态度。我们谈转型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希望中国外交战略实现根本性、深层次的转变。但在这之前，我们要真真正正的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真正用实践的导向解决问题。我们有战略自信，我们要做大国，但与战略克制之间要把握好一种平衡，要用“韧性”外交去应对更加复杂的世界。
     大国责任与中国外交转型
     王 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在转型期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下，实际上中国外交也处于转型期。这一个大的方向性的东西就是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大国转变的过程，伴随着整个转型期中国需要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的时间可能不是非常短，我们设想的五年、六年还达不到，它是相对长的时期。因此这是转型期和转型期中国外交这样一个大的背景。
     我把这四代领导人对于外交的论述文献进行过梳理，江主席的时代谈战略最多，胡主席谈具体的议题和事务非常多，甚至不像江中西那样谈宏观的层面，反而谈得更加具体。胡主席的讲话专门谈到森林合作、粮食合作、能源合作，都是非常具体的议题。但是在胡主席的时代实践中也有很多新的探索，其实探索性非常强的，包括六方会谈、战略对话这些都是来自于睦邻外交、对外援助的变化。
     结合这个书我谈两点感想，一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挑战有哪些，二是如何规划。可以讲我们当前外交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也导致了国外出现了中国外交强硬外交的观点，这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中国外交有三点主要占，一是国际地位上升，面临外部的挑战。二，国外的冲突，短期挑战和长期挑战并存。第三，中国发展的动态性与国际社会的变迁性导致中国外交面临的不确定性变大，总的背景是转型期。转型期从历史看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大国关系的趋势性，历史上任何一个转型性都必然有一个趋势性紧张，这些方面在王老师的书中有体现，从战略的高度而言，思维的先行比行动更为重要，创造性思维、复杂性思维都可以为中国外交战略规划提供有利的视角。
     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外交转型问题值得关注。在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自身的内外压力也在增大，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国际利益不断延伸，形势更为复杂。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传统的外交原则已不能很好解决问题，中国外交需要拿出新的策略来应对。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过程，恰恰也正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如果能够很好地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就能成为全球性大国；如果完全不参与，那就成不了；如果参与得不好，反而折戟沉沙，损伤元气。近年来，西方的政治外交理念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他们经济管理的思想、金融思想等。中国崛起过程中应该给全球提供一些中国政策性的公共性的产品。
      赵明昊（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我们这两年讨论中国外交时，经常用到“转型”这个词。中国外交现在进取心很强，但是转型不够，这就会出问题。我们心气很高，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转型去配合，那是不行的。中国要完成外交的战略转进，我概括为八个“更加”：更加有时代性的全球视野；更加确切的国家定位；更加精细的利益界定；更有吸引力的价值观表述；更加完善的总体规划；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更加均衡的手段应用；更加有利的协调配合。具体来说，中国应善用依存性。高度的相互依存或者是竞争性相互依存，可能已经成为现在很多国际关系的常态，怎么管理它，怎么应对它显得十分重要。要认清社会力量增长大的趋势，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谋大势”，这是不可逆的形势，这其中要重视用好公民力量。
       赵可金（清华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外交转型中的责任问题值得重视，而责任不是孤立的。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发现，没有一个大国愿意主动承担国际责任，都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才承担，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包括当年的英国、美国都是这样的。在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上，有的时候是责、权、利三者统一，要把中国的责任、权力、义务、贡献结合起来，才能有明确的认识。 在责任方面，我对非外交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国际责任在对非外交方面体现最为明显，非洲是我们尽责任的重中之重。 在“贡献”方面，中国的贡献是通过国际制度，改革联合国、改革IMF、创建FTA体系来实现的。
      创造性介入：中国全球角色新定位
      王 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对中国的全球角色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思考。第一，纵向梳理了中国外交显著的特点，提出了中国未来如何扮演全球角色。这本书把中国国际角色演变分为了四个阶段，经历了由受压迫者变为负责任大国的演变，并且在全球阶段的影响做了细致的分析。近代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弱势，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刺激反应的被动式的反应。第二，横向分析了欧盟如何扮演全球角色。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美国，而对欧洲的研究不足。实际上当前的文明理念多来自欧洲，而且现在欧洲处于国际关系实践的前沿。该书从传统政治、现代政治，现代风气、国家关系等等方面全面系统分析了欧盟如何介入国际事务，扮演角色，对我们的启示意义也非常大。第三，该书提出中国全球角色深层的切入点和实验区。该书大篇幅分析了中非关系的成就和挑战，比如怎样不干涉内政的同时发展创新，如何承担国际责任等问题。
      王 军（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的创造性介入涉及的议题非常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这么多的议题我们应该在未来建立几个大的支柱，在这些支撑性议题上形成一系列重大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提炼、总结、应用。
      我们要积极思考创造性介入的国际法基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创造性介入需要怎样的国内制度基础、社会基础、观念基础。我们谈创造性介入的时候讲的是中国的创造性介入，那里面就有中国属性和后中国属性，这就是我们讲的本土化和国际性，我们介入的时候应该有介入的特质，又应该有中国本身的属性，我们自己要有反思。介入与治理是相辅相成的，从成功介入到成功治理，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如果没有一套区域治理体系、原理和方案，中国就难以扮演理想的全球角色。
      白云真（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副主任、副教授）：中国全球角色定位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中国经济正在崛起，政治、文化还没有完全崛起。现阶段，中国可能更借助于经济手段达到战略目标，今后必然需要从经济视角过渡到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影响力。在政治、道德的领导决策方面，下一步要积极发挥中国经济领导力的同时，注重推动政治、道德的领导力建设。
      此外，中国应更注重对外部的理解。2011年中国加入WTO，现在承诺期已到,但是有一些承诺要推迟兑现。而今，TPP广受关注，新的游戏规则很可能会把中国排斥在外。所以，在思考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规则制定当中应扮演怎样角色时，中国应加强对外部的了解与理解。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作为中国学者，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变化：我们确实从原先格格不入的对抗阶段，现在开始注重与世界合作共赢，要当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全球人们做贡献，朝着建设性的方向迈开步伐。我们现在更多的还是提供基础设施、道路、贸易、外汇和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这是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一种杠杆，但是我看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的。在21世纪不能只是提供这些东西，不能让别人觉得中国只是产品的制造者。我们现在很难提出我们创造性介入的政治哲学。
      我们中国作为人类一支最大的群体，我们在21世纪贡献什么？能不能贡献更
多的思想、想象力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另外，国际舞台上不能单相思，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关系。中国今天是应该思考如何介入世界，我们面对反介入，面对不欢迎，中国的所谓的创造性介入应该怎么展开互动，展开网络化、哲学性的外交，并在国际斡旋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到了再往上走一步的时候，不仅要解决自身的挑战、难题、困惑，也要开始逐步成为21世纪全球文明的创造者、中国文明的思考者，加入到全球的思考中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