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5月6日下午，由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欧洲拿破仑帝国城市联合会、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察哈尔学会、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共同合办的“中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拿破仑逝世200周年“拿破仑与中国”研讨会圆满闭幕。该会议的主要参与者有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徐波先生（担任论坛主持人），法国前总理、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让·皮埃尔·拉法兰先生，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先生，欧洲拿破仑城市联合会主席、拿破仑的弟弟拿破仑亲王的第6代后人查尔斯·波拿巴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中国人民政协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赵启正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诸位学者就拿破仑名言应当如何解读，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如何处理复杂的中美、中欧关系，以及如何建设更好的世界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徐波

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昨天，2020年5月5日是拿破仑逝世200年纪念日，马克龙总统在法兰西学院发表重要的纪念讲话，马克龙指出，拿破仑是法国历史上的伟人，其千秋功过已成为今天法国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拿破仑是法国、欧洲和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国同样家喻户晓，但他与中国人的渊源更多的是在他流亡的圣赫伦那岛上，在他去世的前几年预言永恒中国的崛起“当中国觉醒之时，世界将为之颤抖”。他的这句话不仅给中国人民，也给全世界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拿破仑逝世200年后，中国崛起已成为历史事实。2020年中国的GDP超过100万亿元，占美国GDP的70%和全球的17%，中国对全球经济增的贡献率超过30%，但中国崛起也让一部分西方人感到担忧，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使其工作岗位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但西方社会同样有不少人像拿破仑一样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永恒中国对世界的自然回归。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法两国的思想者们，请他们围绕永恒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一次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为我们近300位来自中法社会各界的听众朋友在网上呈现一个别开生面的思想盛宴。

查尔斯·波拿巴

欧洲拿破仑城市联合会主席、拿破仑的弟弟拿破仑亲王的第6代后人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事实，但是拿破仑的这句话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史实。准确来说，他可能说过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证明，也就是说别人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话。有一个版本的解读是，对拿破仑有专门研究的历史学家赫金斯曾在1963年的一部美国导演制作的电影《北京55日》里听到这句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拿破仑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并不重要，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给我们灵感，让我们能够继续深入的思考。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并非拿破仑的政策中心（其政策中心是欧洲大陆），但拿破仑确实是与中国有过接触的。大约在1817年，英国访华特使阿美士德勋爵率领了一只由7艘船组成的船队途径圣赫勒拿岛时，拿破仑与其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对话，这就包括了对中国的一些探讨。可以肯定的是，拿破仑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这构成了当时中法之间关系的一些重要事件，例如，引入中国移民，将中文引入了法兰西学院作为正式课程，出版了第一部中法拉丁语的辞典等等。

在中国的大学当中发起关于拿破仑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过去关于拿破仑与中国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而随着法国人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这个问题也会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希望中法双方能够就拿破仑和中国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   

我认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自杀性的陷阱，而中美双方通过建立互信而非互相猜忌，是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的。文化，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可以合作的领域，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互信。拿破仑被欧洲人看成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特别是能够代表欧洲的文化。因此，两年前在欧盟委员会的委托下，我们在上海举办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关于拿破仑的展览，用以向中国人民介绍欧洲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向中国更好地宣传欧洲的文化，也希望欧洲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这是我们相互理解的基础，而这种理解则是和平的基础。单纯的讨论拿破仑在当今的世界会做什么事情，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拿破仑的一些特点，他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改变世界，使得一个古老的社会制度变成了现代的社会制度，这是重要的。

在当今这样一个多边主义的世界，一个恰当的治理模式对于保障我们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人物，正在用他们的观点和对世界的看法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共同意愿的话，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而我们也是有能力比过去做得更好的。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

在西方世界，法国人对力量这样的东西总是既羡慕又担心。我们曾经对美国人的力量很担心，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学校里开设法国文化课程，以免法国文化被美国文化所压倒。后来，我们也对日本人感到担心，在我生活的城市，曾经也扣下很多日本人生产的录音机，因为日本人的商业能力非常厉害，所以我们都有这种想法。西方世界和世界强国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关系，我们既入迷又感到担心。所以中国的力量激起了很多人的担心，中国很多大型的计划，比如说“一带一路”，都引起了很多的担心。

目前，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强国之间出现了摩擦，而这种强国之间的摩擦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摩擦是会长期存在的，双方开始了包括媒体战等多种形式的施压。中美既要保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又要在一定的方面形成合作，那么，应当如何寻找这种平衡关系呢？如何寻找这样的合作维度呢？这就是考验各国智慧的时候。

欧洲如何在这两大势力集团之间进行定位？中美的冲突会持续下去，欧洲希望美国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也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我们既要和中国合作，又要和美国合作。那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涉及到欧洲的命运的问题，要不然我们就会被历史所排斥。比如说法国企业，中国市场是不得不去的市场，我们不到中国就不是一个国际企业，如果我们不进美国，也不是一个世界企业，我们不能要求法国企业在这两个国家当中选一个，它如果成为国际企业，必须同时出现在两个市场上。因此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立自己的独立、主权，同时又可以和中美合作。目前我们虽然在投资方面遇到一些小的摩擦，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未来如何找到投资的规则，获得某种类型的平衡，从而避免中美两国的冲突对我们的影响，这对欧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和中国一起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一些红绿灯的情况是需要加以区分的。中欧之间有些是红灯，比如政治模式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西方式模式，所以我们两个国家（中欧两个地区）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能轻信这两个模式会趋同。有一段时间很多人认为中国会走上西方的模式，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政体，这方面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当然我们还有一些黄灯的情况，也就是涉及到的市场。我们希望法国企业能够进入中国，而中国也企业也希望能够进入欧洲，我们既有一些竞争，也有一些合作。然后还有一些绿灯，是涉及到世界的管理，以及多极世界。中国在国际上当然是要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是中国也与别国进行了很多的合作。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要有眼光，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铁板一块，我觉得拿破仑的话意味深长，它代表了某种类型的智慧。有些人认为这句话不存在，但是我觉得刚才波拿巴亲王说得很好，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打仗是一件蠢事，这句话本身就充满了智慧。

从根本上来说，法国社会并不了解中国的社会，而中国社会也不了解法国社会。我在年轻的时候希望为我的国家服务，我和我这一代的很多人一样，都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了解美国。相对来说，我们与美国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我们也对美国的强大有心理准备。但是，今天的法国社会并没有做好跟中国进行对话的准备，也完全不了解中国。在这里我要非常谦卑地说，我认识中国50年了，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明，我到中国来过100多次，我也有很多中国的朋友，而今天我还不能对我对中国提出的问题得到答案。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而我们的国家没有做好准备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

在今天的危机中，我们缺乏的是信任，信任别人的话，信任别人的举止。缺乏信任是造成我们焦虑、担心的重要原因。欧洲人如果要找治疗自己焦虑的药，首先应该在两个国家（地区）之间搭建一条可以互相靠近的通道。我们要了解中国人民的情感，了解他们的文化，中国人也要了解我们的情感和文化，要了解我们的思维逻辑。只有在相互接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建立互信。

我记得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法国作家说过，爱情不是两个人相互对视,而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看。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想要有友谊的话，一定要在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去看。

从文化上来说，欧洲或者是法国并不奢求要有一个唯一的文明。我们认为，文明应当成为我们的财富，成为我们的好奇心，刺激我们相互了解的愿望。整个世界的文明是具有多样性的，有中国文明，有欧洲文明，这种多样性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概念。世界的文明也有其复杂性，这个复杂性就可以刺激我们的好奇心，刺激我们去相互了解。但是我们应当如何去管理这样一个多样的、复杂的文明？多样的文明，不是一个人强迫另外一个人接受，而是要有相互之间的尊重。

多边主义已经有了75年的历史，我们或许应当对这样一个多边机制进行改革或者创新。中国与欧洲可以共同努力，思考和讨论一个新的治理模式，使得我们文明的多样性在今天的世界组织形式里能够相互协调、相互匹配。

纵然法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双方也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利益。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环境，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来保护我们这个星球，我称之为星球化。国际社会近年来最后的一个多边协议就是《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和法国在这个协定中是引擎发动机，美国人也参与进来。如果仔细看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关于巴黎协定的发言，我们会发现二者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相近的。今天我们希望《巴黎气候协定》可以得到进一步执行，希望可以保证人类的长久生存，这不仅仅是法中两国政府的信念，也是我们年轻人所共享的信念。所以，在气候问题这样全球化的问题上，围绕人类生存的主题的一些合作，不仅可以使得各国的领导参与进来，也可以使得全球的人民参与起来。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共同合作的领域，建立我们的互信。

于贝尔·韦德里纳

法国前外长

事实上，我们目前还不能够确定中美是不是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乃至这个陷阱是不是存在，这都需要时间才能进一步确认。拉法兰先生刚才说了，我们非常羡慕中国的强大，但是我们也有担心。美国和中国都曾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战后美国通过杜鲁门的欧洲政策以及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援助，也建立了一些与欧洲国家之间非常强大的联盟，而目前欧洲人也希望这个联盟关系可以维持下去。在特朗普时代，我们开始对这样的联盟产生了担心，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认为，我们应当保证自己的自主独立能力。但是，目前欧中和法中关系，是不能够跟美中和法美关系进行比较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仍然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中国的早期崛起是在邓小平的决定下开始，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现在在习主席的领导之下，中国仍然在持续强大。全世界为中国的强大鼓掌，但也不乏对中国的担心，甚至有些许的害怕，以至于希望抵制或遏制中国的崛起（当然这个遏制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

作为法国人或者欧洲人，也作为中国的朋友，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因为欧洲人或者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担心而感到惊讶，这样的担心有的是有道理的，有的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不管如何，这个担心要用平常心去看待它。无论是从文明、文化还是语言的角度来说，中国都会站到世界的舞台中心，这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中国这个经济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强大，它其实对世界来说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长期以来，世界都是互相联系的，也是处于美国这样一个世界强国的影响之下的。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担忧或者恐惧都混为一谈。有的人是恐惧中国的崛起，有的人是担忧中国对这些担忧的反应和可能采取的行为。拉法兰的红绿灯比喻是非常恰当的。欧洲与中国之间会有一些禁区，但也有一些地方可以谈判。双方是可以建立一种和平友好的关系。总结来说，中美已经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是不明智的，未来一切可能性都依然存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避免这样一个陷阱发生。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次的巴黎气候大会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甚至比G20或者G7会议都更为重要，因为这是涉及到世界的未来。就像企业有工业或者工业化一样，我们也有一个“生态化”的动态过程，即将一切都进行生态化处理。我们不仅仅要保护森林，而且要通过不断地创新研究，在包括文化、建筑、交通等多个领域都行动起来，而这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的方向。在这些方面，法中拥有趋同的利益，且较少有分歧，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合作方向。

在关于怎么样建立双方的信任，为什么必须重新让法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如何更好地了解法国这些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拉法兰总理的发言。我认为，法中两国不仅是在外交的政治层面上，而应当在公民、知识分子、研究者、艺术家等各个层面上都动员起来，以增加互相的了解。例如我们此次的对话，它就如同一条小溪，终究会汇成大河。

赵启正

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中国人民政协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拿破仑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在中国人几乎人人都知道，但在历史上要找到原始的记录是非常困难的。根据当时的背景来推断，这句话的内容是合情合理的，且拿破仑与出使中国的英国特使阿美士德之间的对话，时间、地点也都是清楚的。所以，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以拿破仑的智慧，他是很有可能说过这句话的。同时，这句话是充满智慧和远见的。作为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法国人，在通讯和航海条件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凭英国特使的介绍就能够发表这样的见解，我很是钦佩。

“中国一旦觉醒，世界会为之颤抖。”中国不可能长眠不醒，拿破仑相信中国会醒的。但是他接着说，“世界会为之颤抖”，这个“颤抖”怎么理解呢？可能是害怕或者是恐惧。拿破仑的这句话是根据欧洲历史发展脉络的一个推论。从历史来看，欧洲一直都存在着战争。虽然在4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后，民族国家概念的成立对战争有些许的抑制，但是强大的国家还是往往会发动攻击，所以这也是根据他本人的历程的一个推论。

但是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中华民族比较温和，并没有固有的侵略性。举一个例子，600年前中国航海家郑和的舰队已经相当于拿破仑舰队的5到10倍的规模，但这支舰队到过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却从未取得过任何一块殖民地，也没有俘虏过任何一个奴隶贩卖到中国。以至于今天历史学家还在问，郑和这么辛苦，花这么多钱财、精力，冒着狂风巨浪，他到底为了什么？实际上，郑和舰队是在做文化的传播，用大力气向周边国家传递一种友好的感情，也是为了宣扬中国明王朝的影响力。曾经有位东南亚国家领袖表示，郑和舰队规模如此庞大，假如他有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哪怕一丝丝的企图心，他留下1000人，都会使得东南亚的汉族兴旺、汉语流行，但是郑和并没有这么做。从这个角度来看，拿破仑当时并不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

今天拿破仑的这句话被西方用来表达对中国崛起的担心，这确实会造成一定的误解。我们并非要去辨别这句话本身是否正确，而是要向世界诚恳地说明中国的政策、中国的国情，中国做得好的地方和做得不好的地方。中国的媒体、中国的精英在对外表达的时候，应当更为全面，也更为准确，应当表达出中国的真诚。最值得欣慰的是，与近代中法和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关系相比，当前中法之间维持着一种密切的交往。希拉克总统、密特朗总统、马克龙总统等都曾访问过中国。希望未来中法友好关系可以在欧洲起到一个模范作用。

无论是“一个世界，两个制度”，还是说“一个叫中国，一个叫中国以外的国家”，这两个说法我觉得都是很不妥当的。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有一种想法，就是把中国孤立。中国是很孤独的，世界上其他的人是联合的，是一种制度的联合，是一种价值观的联合。这种做法无疑会把世界推向一种冷战的处境。我曾经看到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写的文章，他说“一个世界，两个制度”是对中国全面的敌视，是要把世界推向冷战甚至于比冷战更具破坏性的境地。创造这种说法的人是别有用心的，而跟随这种说法的人是对情况不太了解。用当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模式来比较今天就很不妥当，而把中国比作当年的苏联也是罔顾事实的。当时的苏联并没有融入世界大家庭，特别是没有融入世界经济，而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经济的最积极的、最重要的部分。

不同制度适合不同的国家。如果一个制度不能适合这个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制度就不能持久，势必会被公众所推翻，这在中东一些国家是屡见不鲜的。根据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中国民间对中国政府的支持是每年都在增加的。可以说，中国的制度是深得国内人民拥护的。中国的制度并没有向外推广的意图。恰恰相反的是，我们愿意求同存异，希望相同的观点和主张越来越多，这样就求得了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口号来做损人利益的事情，比如特朗普执政期间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就是损人利益的。所以说“一个世界，两种制度”，这种说法我是不赞成的。而至于“一个中国，一个其他国家”这种说法，是不利于中国跟世界相处的，所以它无法得到中国公众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媒体的支持。

吴建民不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在座很多人的好朋友，他虽然去世多年，但是他的主张对于中国文化的宣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以及防止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至今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他在很多场合说过“爱祖国，爱人类”，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在全球化时代，这应当是一种人们的共同价值观。

他的夫人施燕华大使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戴高乐总统说过“爱国主义首先是热爱自己的人民，民族主义首先是憎恨他国的人民。”这是非常简明的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界定。实际上民族主义是一个多义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对民族主义会有不同的描述，有好的积极的民族主义，也有不好的消极的民族主义。损人利己的民族主义是要不得的。世界上有的国家、有的领袖人物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所以在今天开这个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中法关系提高到更高的位置。现在看来，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我们的行动首先是加强对话，我们多数人年纪大了，不在位了，我们从事的是公共外交，而不是政府的外交，这种外交可以更亲切，避开外交语言，可以更说心里的话，可以更诚实、更负责任。

韩方明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

实际上，中国的崛起可能是一头狮子，但它是一头和平、可爱、可亲的狮子，是一头共同维护森林秩序的狮子。狮子醒来未必会震惊世界，也许只是给森林带来惊喜。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事实，也逐渐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认可，但中国的崛起是以保护国家安全、保护国民生活幸福为目的的，与世界各国并不冲突。我们可以相互尊重，以合作共赢为前提。

目前中国倡导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倡导多边主义和各国共享全球化的成果。对于中美关系，中国更是一直致力于加强两国友好交往，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关系。即使在中美经贸、外交、人文交流等方面都较为紧张的现在，中方都无意挑战或替代美国。我们仍然积极寻求中美关系和平发展的共赢结果，因此中美关系不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我认为是个伪命题。

另外我注意到了欧盟刚刚决定无限期推迟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目前看欧盟的动作不止一个，欧盟委员会5月5日还在网站上更新了工业策略计划，将在原材料、电池、药物原料、氢、半导体及云端技术等6个战略领域减少对中国及其它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以上的行动显示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欧盟开始选边站队了，这让人感到有点忧虑。我希望欧洲的政治家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世界不应该再有冷战，也不再应该分成两大阵营。

目前，西方政界仍然有不少人以冷战思维来衡量当下的中美关系与中欧关系，对此，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尊重双方文化和制度上存在的诸多的差异，求同存异应该成为处理中国和外国（美国、欧洲）关系的基本原则。

“一个中国，一个外国”这种言论不应该受到鼓励。中华民族复兴两个百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实现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积累，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教育不发达，劳动力资源短缺和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才能更好地运用已经积累的资源，在未来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现阶段，中国已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加快速度发展，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有人说，中国的GDP会在2028年超越美国，这只是个别人的判断而已。就算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也未必意味着什么。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按平均人口来计算，中国的综合国力可能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我们应该对这一点心里有数。GDP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区域经济活动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成果，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并不能够反映生产的技术水平。客观而论，中国与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在科学技术、经济水平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最近美国和西方经常提到的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想利用这个场合说一下我的理解。我认为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不意味着我们要改变国际社会的规则和秩序，但是规则和秩序也绝不是少数国家和势力单方面制定和强加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大家的事要大家协商着办，而不能由个别人、个别国家说了算。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需要朋友们的认可和支持，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可和理解，这就包括欧洲，包括法国。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中美关系现在经历了一些困难，有的人说中美已经陷入了冷战，甚至修昔底德陷阱。但我对中美关系是比较乐观的，我们沿用波拿巴先生刚才说的拿破仑跟英国特使的对话，如果说一个欧洲比较小的国家跟中国那么大的国家打仗是愚蠢的，那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打仗是更加愚蠢的。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如果这两个国家发生核战争的话，整个世界将被毁灭。我是相信中美两国领袖、两国人民有足够的智慧来避免这样一个冲突。

习主席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中国要避免两个陷阱，第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个是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说中国既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强大起来，也要在强大起来之后避免跟美国这种大国冲突，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总统拜登最近也表示他不想和中国对抗，不想跟中国冷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生也提到要避免使用冷战这个词。所以我觉得两个国家都有很大的意愿来避免一场冷战。

那么，中美两国有没有能力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呢？至少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是有充分的能力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想简单地讲几点：

第一，中国已经开始了第三次开放。中国的第一次开放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被迫开放。第二次开放是1980年代初邓小平先生开启的主动开放。现在中国面临变化的国际环境，进行了第三次开放。中国已经和东盟等国家签署了RCEP协定，习总书记也表示中国对CPTPP也持开放的态度，前段时间中国和欧洲结束了中欧投资协议的谈判，虽然现在欧洲有一些变化，但是我相信这个投资协定最终还是会签署的，因为这符合中国和欧洲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单边开放。即使美国等国家不向中国开放，中国也会坚持向这些国家开放，这一点习总书记的态度非常明确。

第二，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中国现在有4亿中产，相当于美国总体人口。中国的市场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美国，还是法国、英国，所有的国际大公司都不会放弃中国市场。

第三，中国历届领导人一直强调中国会强大起来，但是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是以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国际责任。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一些争论，尤其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有两边媒体和学者夸大的成分。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种开放状态中成长和强大起来的，中国的强大离不开西方。一方面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向西方学了很多；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大国，中国怎么学西方也不会变成西方国家，无论是市场还是政治体制。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全球化状态下，中国和西方体制的趋同性。

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在避免“一个世界，两种体制”、“一个世界，两个市场”。有些美国朋友在提倡，今后美国组建一个世界队来对付中国队，但是我的看法不一样。中国现在正在致力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所以中国支持法国、支持英国、支持德国，大家一起崛起。这个世界足够大，可以容纳很多的大国，而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强大了就要有霸权。世界的多极化是一个大趋势，只要中国能避免走以前苏联的老路，避免世界的两极化，我想这个世界的和平是有保障的。

我要强调一下，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过去40年，中国使得8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奇迹。从十八大以来，我们有1亿多人脱贫。实际上，现在美国、欧洲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发展了，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处于很穷的状态，所以我作为学者，我觉得使得那么多人脱贫，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刚才拉法兰总理提到了中国文明的现代性，我觉得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还是中国文明的贡献。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写的《中国文明史》。这本书是理解中国文明最确切的。中国的文明经过全球化、现代化。中国既有它的文明性，又加上了它的现代性。正像近代欧洲国家的崛起代表了一套新制度的出现一样，中国现代的崛起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也是一套新制度的出现。这套制度既是中国文明的反应，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在经济上，西方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我觉得不是。中国是一个混合经济体制。中国既有国有资本，庞大的民营资本，也有政府跟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领域，是一种由三层资本、三层市场构成的混合经济体。这种制度既可以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发挥市场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40年发展得那么快。

在政治上，中国传统上有我们自己的贤能政治，现在又学了很多西方民主制度的成分，所以我们现在是选拔加上选举结合。中国是将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都吸引到这个体制内，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执政团队。所以我觉得中国既整合了中国的文明，也整合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使得它现代化。目前，美国、英国这样一人一票的选举体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关键是应当在民主跟集中，大众民主跟传统精英民主之间的一种平衡。中国现在就是找到了这样一个平衡点。

正如习总书记多次提出的，中国的制度并不是要取代西方的制度，而是对其的一种补充。中国也绝对不会主动向外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但是如同中国历史上唐朝、宋朝那样强大之后一样，其他国家是否选择向中国学习，那是他们的选择。我相信无论是中国的、西方的、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每个制度都是受到自身文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全球化、现代化影响下，这些制度也有共同的地方，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样看来，10年、20年之后，中国与西方制度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小。

谢谢徐波先生跟波拿巴先生共同组织这个对话，我觉得这个对话就是为了超越简单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刚才说到了爱祖国跟爱人类是统一的，今天的世界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交上的民族主义。一战、二战就是这么发生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典型。

现在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最大的就是美国本身，而不是中国。今天无论美国、欧洲或者是中国，大家都爱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觉得就会增进世界和平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举办这样的对话会，不仅仅为了互相增进了解，也是为了互相学习，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希望以后多组织这样的讨论会。

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GCCS），原文标题：中法两国思想者的对话：永恒中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全文约1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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