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蔓延，对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变局。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不稳定性因素不断增加。

大疫之后的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人类社会到底要走向何方，观点不一。如何更好研判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5月20日，察哈尔学会聚焦该议题，邀请到学会首席研究员于洪君大使以及三位学会高级研究员展开研讨，他们分别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江时学。研讨会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周虎城主持。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周虎城（左上），学会首席研究员、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左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右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右中），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江时学（右下）

不同文明应在发展过程中

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求得和谐共生

于洪君认为，人类社会正是在变与不变的对冲中寻找未来，此次疫情对人类社会影响是全覆盖的，以往被学界所忽略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关系的变化，成为人类当前最大变量。集体主义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自身制度优势和特性。他总结提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也无论全球治理体系如何转换，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不会变，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趋势不会变。第一，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本质属性不会改变，只会继续彰显和强化；第二，反全球化浪潮难以实现，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第三，人类社会相互竞争难以避免，这不仅是发展水平的竞争，更是社会制度和治理理念的角逐，这种竞争在今后将更加激烈。最后，于洪君将人类社会总结为不同文明形态组成的历史集合体，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是完全平等的，不同的文明形态应该力图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求得和谐共生。

面对新冠疫情影响，

既要做好科学总结规划，又要做好心态准备

朱锋指出新冠疫情将给国际关系带来四个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二战后科学主义的存在第一次受到质疑，因此，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科学主义原则和旗帜指引人类社会的基本任务远远没有结束。第二，人类需要一种更加健康，更加符合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基本生活方式，这恰恰是国际关系最本质的力量。第三，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对传统的进步主义的批判和反思。第四，世界各地民粹主义的兴起对全球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因此我们在面对新冠疫情影响，既要做好科学总结规划，又要做好心态准备。

要充分运用中国智慧，

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和需要，推动维护国家利益

刘宏从三个方面对国际关系走向进行了阐述。首先，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国际关系变动趋势将大于其维持原状的趋势。新冠疫情加剧了先前已经存在的国际关系变局，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现象也日益加剧。其次，中美关系进入了“新冷战”的边缘，但中国依然希望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多边机构来解决矛盾和冲突。最后，东南亚地区将继续成为冲突的热点区域，该区域国家不愿意选边站，仍旧会维持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倾向美国的平衡战略。此次疫情是二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影响深远。要充分运用中国智慧，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和需求，进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并创造双赢或多赢的新国际格局。

应实事求是，做切合实际的科学预测

避免损害我国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

江时学对目前学界部分观点进行了批驳。第一，“新冠疫情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说法有失偏颇，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可能消失的。第二，“全球经济将加速发展，并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是值得商榷的，目前中国还难以动摇美国在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地位，也无法在根本上动摇美国在全球化规则中的特殊地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不可能在新冠疫情后马上出现。第三，“新冠疫情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略有失当，迄今为止，美国硬实力并未发生实质性动摇。江时学认为，当今世界秩序是由多边世界秩序和自由世界秩序两个秩序所构成，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秩序不会消失匿迹。我们应实事求是，不能做出不切实际的预测，否则反而会有害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

周虎城在总结中表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重组，需要中国进行更多战略对冲。国与国之间，中外企业之间需要更多信任与合作，我们要通过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努力来加强信任构建、重启与巩固。同时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有充分的战略定力和周旋能力，周旋不是一味斗争，也不是一味妥协，而是一种巧妙的处理国际关系方式，要防止少数人把国际关系引入对抗深渊。也应看到，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虽然出现了一些杂音，但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国内外沉渣泛起的民粹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