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利

察哈尔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近几年，共同体意识受到很高的关注。

本世纪初，相关国家就不断有“东亚共同体”的各种尝试和努力，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大力提倡“东亚共同体”建设，得到了中韩两国的积极响应。在2009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承诺“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但东亚共同体的进展并不顺利。在此，本人建议，应把东亚共同体按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不同领域进行分解，先易后难，逐步发展，逐个突破，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才能实现东亚共同体。在这里，本人提出“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的构想，请大家批评。

当前，中日韩三国合作交流不断深化，不断迈出坚实步伐。2016年4月，“首届中日韩公共外交论坛暨2016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中韩之间有“中韩公共外交论坛”等、中日之间有“北京-东京论坛”等。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在汉字、筷子等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在对内对外的人文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共同经验范围”。以此为基础的“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不仅可以缓和东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与争端，还可以发挥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日本丰富的动漫文化、韩国实力雄厚的影视剧文化，形成合力，向东亚之外的地区展开公共外交活动。

1、概念甄别与历史沿革

在中国，提到“东亚共同体”，很多人都会自然想起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据考证，早在1939年日本侵华时，就出现了“东亚共同体”的说法，不过更多的场合下日方更喜欢用发音相同的“东亚协同体”的说法。1940年，当汪伪政权树立起来后，日本政府内部文件提出在“东亚新秩序”的目标下建设一个“东亚共同体”。不过该文件要求在对外宣传上应避免刺激性的语言，后被改头换面，以“东亚共荣圈”的表述形式写入了日本国策，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东亚共荣圈”的来历。那时的“东亚共同体”是日本试图在文化和思想上瓦解中国的手段，在日本侵华的背景下，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受到中方抵制，蒋介石和周恩来都迅速驳斥了日方论调。本构想应与二战时期的“东亚共同体”进行严格的区分。

2、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的基础

2009年9 月，时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在美国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会晤时，提出了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受到广泛关注。“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于2011年在首尔正式成立，中日韩三国已经拥有“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多个交流平台。2008年以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独立于东盟系列会议的方式举行，三国已建成了外交、经贸、科技、文化等18个部长级会议和50多个工作层面的会议机制，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已经非常接近公共外交合作，签署的《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为今后的公共外交合作奠定了基础；东亚经济共同体（EAEC）也正在以2020年实现为目标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国的传统文化、韩国的影视文化、日本的动漫等在东亚各国均被广泛接受，这也是实现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的基础。

3、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的优势

中日韩三国推动建设“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有天然优势。自古以来，东亚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繁盛，日本、韩国等自古以来就受华夏文明的深刻影响，逐渐形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汉字文化圈和筷子经济圈，伟大的东亚文明璀璨夺目。在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中，中日韩三国可以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体携手开展对外传播，相似的文化更容易形成合力。影视等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越爱越多的中日韩合作作品。

4、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面临的阻力

历史问题、领土纷争、贸易摩擦、政治制度差异以及区域外美国势力的干预等政治与安全因素，阻碍了东亚区域的多边合作。虽受儒家文化影响深刻，但东亚地区迄今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观；虽都受佛教文化影响深刻，但区内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宗教信仰；虽共享悠久的东亚文明，但对传统文化、近代历史的认识方面差距很大，中韩两国有强力的反日情绪；虽然有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但不少国家之间都存在领土争端，紧张局势一触即发，还有朝韩问题、台湾问题等棘手的国际政治问题。公共外交是受上述因素影响相对较小的领域，应优先开展。

5、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共同体内部公共外交，“共同经验范围”是最好的平台和基础，有利于化解内部各国在历史、领土等方面的争端和对立情绪，实现求同存异。公共外交比官方外交更柔软灵活，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化解心结和矛盾。同时，公共外交可以很“民间”，无须过度功利主义，在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公共外交完全可以绕开政府行为，绕开历史、领土等问题，实现真正沟通心灵的交流。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的建设也可以从侧面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中日韩自贸区”、“东亚共同体”的早日实现，对“一带一路”也将起到支撑作用。此外，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是东亚共同体的基础。东亚共同体首先是地理与文化的共同体，东亚人民在肤色长相、语言文字、饮食习性、建筑风格、性情偏好等方面的类似性是不难发现的。

6、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首先，中日韩应携手共建“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中日韩是东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日韩三国人口总数超15亿，占世界的20%左右，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1.9%、亚洲的70%、外汇储备占世界的47%，对外贸易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均占世界的20%。三国在亚洲乃至全球都有较强的文化影响力、政治号召力，在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建设中应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中国在推动实现东亚共同体方面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在推动“六方会谈”等方面曾经发挥建设性作用，极大提供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中日韩三国携手共建公共外交共同体的过程中，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中国有能力也必须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三，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的建设应从双边的公共外交论坛开始。当前，中韩公共外交论坛已经举办四届，中日韩公共外交论坛已举办一届，这个基础上，中日公共外交论坛、韩日公共外交论坛双边公共外交合作应逐步推进。只要“中日韩公共外交共同体”形成，更大范围的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就不难实现。

第四，在旅游、教育、科技等方面，中日韩三国有互补性资源，东亚公共外交共同体将极大促进三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如旅游方面，三国有大量世界遗产，是全球游客向往之处，可以在签证、景点联票等方面展开合作，不同景点之间可以举办大型的宣传推介活动；教育方面，在共同体内部，可以通过合作机制促进三国中学、大学等层次的联合培养、双学位等级制，促进青少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在三国间互派大学教师担任对方学院教员；在对外方面，共同体之外地区的学生到三国中的一国留学时，提供签证、学分、课程等方面的便利，让其能到另外两国短期留学，体验东亚文化；传统节日方面，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可共同举办国际性庆祝活动；各国的对外宣传媒体也可以展开合作，携手面向东亚之外的国家宣传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色，提升东亚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公共外交是一项“人心工程”。“人心”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本文系作者于2017年2月23日在“东亚和平的新愿景”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