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和行为也备受国际社会和学界关注。高英丽（InGrid d’HooGhe）博士于2015年出版《中国的公共外交》（China’s Public Diplomacy）一书，是近年来国外研究中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力作，它以一个旁观者的客观视角、理性纪实的方法，巧手为学界勾勒出了一幅幅中国公共外交的精彩画面。

高英丽的独特视角

一般来说，欧洲学者在观察中国的时候，很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干扰，始终将中国放在欧洲发展的路灯下审视，高英丽博士却一开始就对这一倾向保持距离，这与她独特的中国经历是分不开的。高英丽博士是荷兰格林根达尔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曾担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研究员、荷兰驻北京大使馆和荷兰驻华盛顿大使馆政策研究员，现在是荷兰最好的大学莱顿大学的教授。她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获得汉学学士学位，在安特卫普大学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也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现代汉语。高英丽经常在国家和国际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她在2008年至2014年担任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合作编辑。不难看出，高英丽有着很深的汉学渊源，这为她真正理解中国提供了保证。

近年来，高英丽一直关注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她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发展方式等许多不同的地方，分析中国的公共外交需要结合中国特有的历史和开展公共外交的国内与国际环境，2015年出版的《中国的公共外交》一书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在该书中，作者通过建立分析框架，对于中国极具特色的公共外交方式进行研究，力图通过对中国以公共外交与全球公众接触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推进国内和国际议程等公共外交活动及政策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该书的结构并不复杂，是作者一系列扎实报告的整合，很具可读性。作者首先在前两章中对于现有公共外交的研究框架进行梳理，并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特点、国内外环境及现状进行多角度叙述。在第三章中，作者对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辩论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在对中国公共外交体系进行总结梳理后，基于深入的案例研究，对中国公共外交的方法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分析中国的公共外交方法是如何受到国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影响，最后，该书也对中国公共外交举措及其影响进行了评估。

总体来说，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如何进行公共外交以及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在何种程度上与西方学者对公共外交的概念化有关。作者认为，中国公共外交受到中国的政治制度、高语境文化和中国观点的影响，因而具有相关的、互补的和动态的的特点。具体来说，第一，公共外交也日益成为中国提高综合实力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对公共外交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扩大中国媒体在国外的影响力。第二，中国公共外交具有高度的国家中心性，虽然有大量的非国家行为参与，但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第三，中国公共外交运用了许多源于中国文化价值的战略性和整体性的方法，其公共外交与中国的整体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密切相关，其中国内和国外层面的维度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互补且不可分割的元素。

作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公共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国家的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启发，特别是美国的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虽然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借鉴了许多西方国家的经验，但是中国结合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积极调整和选择这些西方公共外交方法和工具与自身相适应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逐步发展自己的公共外交概念、工具和战略，正在形成公共外交的“中国路径”。

公共外交的“中国路径”

目前对公共外交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西方的概念，比如软实力的角度、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公共外交。然而，中国是一个非西方文化体系、具有鲜明和强大的悠久文化和有着威权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唯一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国家。与此同时，在人均收入和许多其他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严峻的生态、社会和人口挑战。正是由于中国在几个重要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很可能是不适合西方的公共外交模式的。因此，作者研究假设基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公共外交在概念和实践水平上与西方国家不同。

对于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梳理和总结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作者认为中国公共外交是受到越来越多元化的行为主体的影响的，分别从国家官方层面行为体（如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防部等）和非国家行为体进行梳理。其中，在非国家行为体的部分，作者将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非国家行为体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民间外交组织、知识精英和学术机构、志愿者和名人、公司和海外华人。作者认为近十年来中国迅速增加的参与公共外交的非国家行为体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政府主导的背景下，可以从这些方面促进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增强多元化主体在国家引导下发挥公共外交作用。作者对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制定过程、历史和现状分析是透彻清晰的，尤其是可以较为客观地结合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历史分析“中国路径”的公共外交。

方法论特点：深入的案例研究

深入的案例研究是这本书鲜明的方法论特点之一。在《中国的公共外交》一书中，作者选用了七个覆盖了多种类型且能代表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这七个案例高度强调了具体的公共外交方式和手段，包括有针对性地对国家或地区展开公共外交、主动面向事件的公共外交和应对危机展开的公共外交。作者所选的七个案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她选用中国针对亚洲和非洲的地区性公共外交政策为案例来进行中国公共外交战略的研究，同时也结合中国针对亚洲和非洲的公共外交行为与美国相对比，也折射出国际关系大环境的许多问题。第二，作者选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案例，对中国在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大型活动、事件中所做的公共外交努力进行研究。第三，作者将“非典”事件、食品安全和汶川地震三项作为针对中国应对危机时展开的公共外交的案例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收集数据的方式，除了系列政策文件、学术研究等资料外，作者运用了大量的访谈和对话式的数据挖掘，作者进行了八十余次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中国的外交官和中国其他政府部门或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国的媒体工作者和相关领域学者等。访谈得到的资料是原始数据。绝大多数政治学研究使用的都是二手资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一手资料原始数据会比二手资料更具价值和重要，作者采用这样的访谈的方式对于微观和个人层次收集十分有帮助，也可以和直接参与公共外交政策制定、公共外交活动举办和亲身参与中国公共外交的人得到，获得最直接的数据信息，以深入剖析案例。

不管案例研究还是访谈的研究方法，都是被学界划分为定性研究的方法范畴。随着科学行为主义的兴起，强调通过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声音越来越多，传统的研究方法如案例研究法有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定性方法以及定量方法的关系是相互补充、互相加强，而不是相互抵消、互相替代。开展访谈式的调查研究将为学术贡献出更多面向政治现象本身的知识产品。案例研究方法虽然不能提供涵盖面广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但经过详细的分析与界定，能够把所选取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进程描述清晰。选取典型的案例并进行分析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来说是有效的方式手段。按照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悉尼•维伯的观点，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是两种不同风格的研究方法，两者都是科学的，因为它们遵循共同的推理逻辑，其区别仅在于技术手段。《中国的公共外交》可以说是一本非常好的定性研究作品，书中作者以多角度的案例选择、深入的案例研究分析、结合访谈等方法，对中国公共外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方法这一点上，恰当地使用案例研究和访谈等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主要学术贡献与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和行为的分析，对公共外交的概念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诠释，尤其是对不同公共外交模式和问题的诠释，例如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外交政策关系和公共外交沟通的关系。此外，本书基于对中国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工具和战略的实证数据的经验分析，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的理解，从而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外交和中国的政治研究等学术和应用领域做出贡献。

然而，作者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作者针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对于其公共外交的影响只能说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该研究选择的案例均发生在2013年之前且数量有限，关于影响公共外交的政治及文化因素仍需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研究。另外，在案例的选择上，作者所选的案例涵盖了官方政策性的公共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的活动时间导向型的公共外交和应对危机处理展开的公共外交，充分体现了中国公共外交中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作用；但正如作者所言，非官方行为体参与中国公共外交在近十几年迅速增长，作者却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有针对性的进一步案例研究。比如，多样化的非政府行为体应该怎样在政府引导下参与公共外交？什么样的情况下参与公共外交效果最好？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能多大程度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同类型的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又有怎样的区别？还有许多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仅从中国政府主导的官方大型公共外交来研究“中国的公共外交”是不够全面的。进一步说，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是不断丰富和多样的，在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公共外交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公共外交不能忽视的。这些方面都是我们接下来进一步开展中国公共外交和进行中国公共外交研究需要引起重视的。

随着公共外交在国内外受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和学科成长也越来越重要。虽然与美国等国理论界相比，中国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一方面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和对外传播等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国际化人才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国内外学界也在不断进行针对中国公共外交的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这些都为中国公共外交提供了很好的学科资源。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赵可金提出：“中国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需要确立‘三位一体’的指导方针，在宏观上把握公共外交的学科布局，从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视野推动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努力推进公共外交理论体系、培养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建设。”

总之，高英丽博士的《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公共外交研究较为系统的一部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新颖思路。我们可以从该研究中借鉴其独特的研究中国公共外交的思路，也可以从研究的不足中得到进一步的启示，不断完善中国公共外交的学术理论研究，为中国的公共外交体系化和制度化提出与时俱进的政策建议。

作者：孟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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