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二战后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及其政治效应探析
作者：邝艳湘，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秋季号
摘要：国际教育交流是一种思想交流和人员流动相结合的特殊的国际交往活动，具有知识性、思想性和政治性。二战后美国大力发展国际教育，开展频繁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美国开展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不仅具有为外交目标和提升软实力服务的战略意图，而且为扩大美国的政治影响力、提升美国的软实力、改善美国对外关系和传播美国政治价值理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际教育交流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交往活动，不仅涉及资本的流动，还涉及人员的流动；不仅涉及物质实体的交流，还涉及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的互动，因此，国际教育交流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一方面国际教育交流是一种学术性、知识性的国际交往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有助于提高一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和学术水平；另一方面国际教育交流又具有非常敏感的政治性，国家和政府通常赋予国际教育交流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属性，力图借助国际教育交流加强世界对某种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并进而实现政治目的。
因此国际教育交流已成为文化先进国家推进国家文化战略、开展公共外交和提升国家软实力、传播政治价值理念的重要战略手段。二战后，美国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教育政策和国际教育法案，大力推动国际教育合作和交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育交流活动，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前往美国。美国的国际教育交流为扩大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和提升其软实力、传播美国的民主政治理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战后美国国际教育交流的发展及其政治意图
美国国际教育具有较长的历史，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政策与教育制度。二战后，除了1960年代末到80 年代初这段时间以外，美国联邦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和关注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至今已经产生几项重要的国际教育法案和政策，如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案》；1947年的《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1966年的《国际教育法》；1991年的《国家安全教育法案》；2002年的《超越9·11：国际教育的综合国家政策》等。
在一系列政策和法案的推动下，留学美国的人数逐年攀升，从1954年以来，仅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的三年里，留学美国人数出现负增长，其他年份均为正增长。2013—2014学年，共有886 052名国际学生就读于美国大学和学院，比上一学年增长了8%，达到历史新高。与此同时，2012—2013年度共有289，408名美国学生留学国外，比前一年度增加2%。
美国的国际教育交流具有为实现外交目标和提升软实力服务的战略意图。从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案》，到1966年的《国际教育法》，再到2002年的《超越9·11：国际教育的综合国家政策》，每一项重要的国际教育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案》首次从法律的角度开创了美国利用国际教育交流实施文化外交政策的先河，至今仍然是美国政府对外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法律基础。1966年的《国际教育法》在“公告：第二款”中明确表明了其外交政策意义，指出《国际教育法》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国家间的理解与合作，加强和改善美国的对外关系，为所有美国青年提供接受国际教育的机会并培养世界领导人。一位美国议员公开说：“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
冷战结束后，美国马上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积极建立文化教育交流关系，美国国务院在新独立的前苏联国家和新的东欧民主国家身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励和平演变与进行民主改革的机会，而开展教育交流则是美国采取的重要途径。1990年，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和佩尔发起《教育交流促进法案》（Educational Exchange Enhancement Act，EEEA），扩大美国与新的东欧民主国家、前苏联国家的教育交流，成百上亿美元的国际事务基金被国会“用来实施以建设民主社会为目标的教育与文化交流计划”。
“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
二战后美国国际教育交流的政治影响
在美国政府、高校以及民间机构的共同推动下，美国国际教育交流为扩展美国民主政治理念、提升美国软实力和改善美国对外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国际教育交流有助于美国传播民主政治价值观、扩展民主政治理念和实践。卡罗尔·阿金森（Carol Atkinson）认为，教育交流有助于非民主国家的学生或者学者到美国亲身经历和感受美国的民主政治理念和实践，进而影响生源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许多研究显示，教育交流的学生往往对留学国家和留学国家的人民持有积极的看法。因此他们回国后通常会运用留学期间所学的知识来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他认为，“民主理念扩散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国际教育交流。”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说，这些受过美国“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念和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其威力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过去”。
其次，国际教育交流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亲美势力，对宣传美国价值观念和影响他国各界未来领导层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政府精英，因对留学母国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制定对留学母国的外交政策时，更容易成为外交友好关系的维护者和促进者。留学美国的学生对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表现出更为欣赏的态度。美国的国际教育交流使得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大量的美国式自由和民主的鼓吹者，“他们往往是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留学生或者进修生，自然对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具有深刻的认同。”约瑟夫·奈通过研究后指出，“美国每年接受50多万名国际学生，他们回国后把美国的价值观念传递给生源国的权力精英”，从而影响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约瑟夫·奈引用一位负责美国公共外交的助理国务卿的话，“当前或卸任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近200多位曾参加过美国的学术或文化外交。而抗击恐怖主义联盟中近一半的领导人是交流学者。‘这是政府的最好的一笔买卖’”。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与鲍威尔分别表示：每个留学美国的学生都是提升美国民主和强化国外自由事业的机会，他们与美国的友谊是美国最有价值的财富。
美国教育交流发挥政治影响的典型成功案例就是美苏间的教育交流。约瑟夫·奈指出：“一些早期来美国的苏联留学生最终成为执掌大权的官员，他们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学者耶鲁·瑞奇蒙德（Yale Richmond）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文化交流与冷战：铁幕拉开》一书中，瑞奇蒙德通过大量的访谈和个案研究，指出从1958—1988年之间，共有约5万名苏联人通过美苏间的交流计划访问美国，其中包括许多学者和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正是这些交流计划最终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埋下了种子。后来成为苏共领导集团核心成员的雅科夫列夫就属于这批人。雅科夫列夫是哥伦比亚大学第一批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据他自己说，从美国回来后，“思想问题上已经向右转了”，他开始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并最终变成一个顽固而极端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共分子，成为苏共败亡的思想杀手。一位接受访谈的前苏联克格勃高官指出：“（教育）交流是美国安插在苏联内部的特洛伊木马。这些交流学者或学生在腐蚀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他们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
正如李爱萍在《美国国际教育：历史、理论与政策》中所总结的，美国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为美国巩固其在西半球的地位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向第三世界推行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美国的商业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扩张过程中充当了排头兵；是美国向全球输出其政治观念与价值观乃至实施“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
美国的国际教育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教育交流是我国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对外教育交流的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及中国经济条件的提升，中国留学人员数量急剧上升。据教育部统计，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1978年到2014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已达到了351.84万人。截至2014年底，我们仍然有170.88万人在外留学，其中有108.8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
另一方面，外国来华留学生近几年增长迅猛。2011年—2014年，分别有292 611名，328 330名，356 499名，377 054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以上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来华学习。我国还争取到2020年使当年外国留学人员数量达到50万人，届时我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教育交流，我国应高度重视国际教育交流，充分挖掘和利用国际教育交流中潜藏的政治价值。国际教育交流对于传播我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让更多人了解、理解中国，从而提升我国软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教育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本文抛砖引玉，从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层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投入，通过官方和民间等多种渠道资助交流项目。这要求国家和中央政府承担国际教育交流的主要责任，在国际教育投资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高校、私立机构以及民间教育协会等也要积极参与，共同推动国际教育交流的发展。既是为了确保国际教育交流投资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是为了避免国际教育交流的政治性引发反感和排斥。
第二，发展多种形式的对外国际教育交流计划，协调配套推进。不仅应推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也应高度重视和支持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交流；不仅要发展各级学生间的学术交流，而且要扩大教师、公民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不仅要积极推动我国优秀学生和学者“走出去”，而且要资助国外优秀学生“走进来”。
第三，加强留学生和交流学者与中国公民和社区的文化交流和沟通。中国高校往往将交流学者和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分开管理，以照顾到留学生和交流学者的特殊性，从而使他们与中国社会“隔离”，使得他们缺少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有效渠道，难以真正融入我国主流文化的社会活动中，因此应鼓励留学生加入中国学生的社团和俱乐部，提供机会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合住；给留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的机会，为外国学者提供更多的渠道以深入中国社会生活。
第四，相关机构转变观念和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型。如在外交机构和高校中设置听取意见的专门窗口，以便对留学生和交流学者不理解的问题给予解释，对他们提出的困难给予关注和解决；对刚入校的新生进行适应性心理辅导，让他们对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和适应障碍有所了解和准备；改善某些学校的宿舍环境和教学设施等。
总之，国际教育交流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通过国际教育交流开展公共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各文化先进国家的共识。但是要做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教育交流所承载的政治价值，不仅在于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产业，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教育之外，如相关部门由“管理者”向“服务者”意识的转换以及中国社会的包容和开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