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江昭（Akira Iriye）是当代美国杰出历史学家，退休前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查尔斯·沃伦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他于1982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担任过此职务的日裔学者。2000年荣获日本天皇颁发的荣誉勋章。入江昭以其卓越的学术创新能力被费正清誉为“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其学术贡献不仅仅在于提出了关于美国外交史，特别是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诸多新解释，更在于他领导推动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作为跨国史研究的身体力行者，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入江昭在史学界开风气之先，开始对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研究。《全球共同体》（中文版于2009年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就是其研究国际组织的结晶。

入江昭

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新范式

自国际（关系）史学科产生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关于20世纪国际史的标准叙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开始，然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的和平、大危机和法西斯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的起源、冷战时期的热战、美苏关系缓和与冷战的结束。这一基于现实主义国际观念的标准叙事把国家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解释国家间冲突成为学者的主要任务，而其他国际事态要么不在学者的视野之内，要么被放在战争起源的框架内加以理解，从而丧失自身的意义。比如国联的历史地位是被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框架内来理解的，因其在阻止战争爆发上的无能为力而被视为失败的组织，而国联在促进国际合作和培育国际主义意识等方面的作用则很少被人提及。同样，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被纳入冷战和美苏对抗的框架中去考虑。用入江昭的话说：“国际事务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放在冷战的框架中，被理解为是增强了或是削弱了这场对峙中某一方的势力。就国内发展而言，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被看作是受到了冷战紧张关系的影响，或者说反过来推动了冷战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共同体》英文版，第61页。后面引自该书的文字仅标出页码）这一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传统范式在国家间冲突主导国际关系的冷战时代无疑具有其正当性，也使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成为显学，吸引了大批的学者和学生。但是这种传统的国际史叙事把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间的冲突置于优先与核心地位，实际上无视20世纪国际关系其他方面的重大发展，极大地遮蔽了人们的认识。20世纪不仅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经历了美苏之间的核对峙和意识形态对抗，同时也见证了诸多国际组织的成长、各种团体和个人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与和平的努力。在战争硝烟和对峙仇恨的背后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意识的成长。而这些在20世纪国际关系史著作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是当代，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影响国际事务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最大事态是全球化，而不再是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要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际史叙事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人们需要新的国际史叙事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化现象。

入江昭的《全球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范式，该书关注的不是民族国家的行为，不是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而是非国家行为体，即国际组织自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的活动。入江昭试图“描述国际组织在一个正日益全球化或成为全球化的世界中的作用”（第8 页），他在书中把国际组织分为两类：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前者包括那些国家之间通过正式的协定建立的、代表其相应政府的机构”，而非政府组织是指“自愿的非政府、非赢利、非宗教、非军事的团体”。由于非政府组织数量众多，作者将重点放在六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即从事人道主义救助、文化交流、和平与裁军、发展援助、人权、环境保护的组织（第6页）。入江昭在书中论证说，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共同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国家追求安全、市场、荣耀等国家利益，并导致了战争和冲突，而国际组织自19世纪末以来却积极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扩大发展援助，保护环境和捍卫人权，其活动促进了人类团结互助与相互依赖意识，对20世纪人类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在20世纪国际舞台上的核心事态与其说是热战与冷战，还不如说是国际组织带来的不断加深的国际互动网络和全球共同体的兴起，至少后者与前者同等重要。

关注国际组织的历史演变

国际组织在当代人类生活和国际政治中如此重要，历史学家无疑有责任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追寻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国际组织，冷战结束后，对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的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更是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显学，但直至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历史学家关注国际组织的问题。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与其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严重程度形成鲜明的反差。有鉴于此，入江昭以其一贯的对学术前沿和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敏锐把握能力，从历史的视角对国际组织进行研究。入江昭称他写作此书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自从19世纪晚期以来，国际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范围上，还是活动的多样性上，都在稳步发展，以至于若无视国际组织，则无法理解当今世界。其次，大多数关于现代世界事务的著作，尤其是历史学家的作品，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此学术空白必须得填补。最后，以国际组织而不是民族或国家为分析单位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而也使得我们得以重新阐释世界现代史。（第1页）

从入江昭给我们提供的观察和研究20世纪国际史的新视角，可以发现很多对人类生活和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但却长期被忽视的力量、事件和事态，同时赋予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态以新的意义。比如国际组织过去通常被认为是促进国家利益的手段，但是在入江昭看来，国际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了跨国性的关切并进而加强了人类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意识”（第7页）。20世纪3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但入江昭指出，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主义的精神从来没有消失”，“全球意识由于非国家行为体为维护天下一家理念而做出的英勇行动得以幸存”（第36页）。从冷战的视角来审视，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地缘政治冲突极度紧张的年代，但是，入江昭告诉我们，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很多“其他与冷战无关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化。“在20世纪50年代，全球化是比地缘政治现实更具渗透力的力量，在冷战之外，它推动了一系列的发展。”（第62页）其中包括欧洲一体化进程、活跃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和非殖民化运动。这些都与冷战无关或主要不是由美苏之间的对抗驱动的。特别是“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比以前更加活跃”，“它们试图将世界从一个两极化的分裂状态转向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第65页），“它们的大部分活动都与大国政治无关，但是它们对世界各地繁荣与福祉的影响却并不亚于冷战”（第73页）。入江昭这一系列新解释尽管不会得到所有学者的赞同，但却是发人深思的。其解释让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20世纪国际关系的历史，从而发现新的史实和意义。《全球共同体》无疑是入江昭对国际史研究的另一个原创性贡献。

《全球共同体》不仅为历史学者提供新的关于国际组织的丰富知识和观察20世纪国际史的崭新视角，同时也为研究国际组织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历史的视野，因而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大多数关于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都是非历史的，把冷战后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视为一个崭新的现象，而少数关注早期国际组织的学者则很少考察国际组织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更没有将其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入江昭既借鉴了社会科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的研究国际组织的成果，又对国际组织的演变和全球化进程进行了宏观的历史思考，有助于历史学家与国际政治学家进行对话。

提出全球共同体

入江昭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全球共同体。他把全球共同体定义为“一个基于全球意识的跨国网络”，“这一全球意识指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即存在一个超越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的更为广阔的世界，任何个人和团体在那个更广阔的世界中都共享一定的利益，具有共同的关切”（第8 页）。而国际组织则是全球共同体的“制度形式”。在他看来，国际组织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们影响了国际关系和人类生活，更重要的还在于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组织（无论是政府间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是以与国家完全不同的方式发挥其影响的，因为“政府间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产生需要一个前提，即各国和各族人民必须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有着超越国家界限的某些利益和目标，并且通过资源共享和实行跨国合作（而非个别国家的单方行动）可以最好地解决他们的许多问题”（第9页）。民族国家关注的是自私的国家利益，它们对权势、荣耀和利益无休止的追求带来的是冲突、战争和世界的分裂；而国际组织追求的是国家间共同利益和人类整体福祉，它们对全球公共问题的关注带来的是和平、和谐与相互依赖意识，在入江昭看来，是全球共同体的萌芽和成长。

尽管《全球共同体》并非尽善尽美，但有足够的理由把它视为一部重要的国际史著作。它不仅告诉我们很多过去不知道的历史真相，而且对20世纪国际史做出了新解释，提出了“全球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实际上具有展示史学新范式，即“示范”的作用。该书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历史学者如何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和灵感，如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实现学术创新，归根结底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原创性研究回答人类面临的问题。

（本文是作者为《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中译本撰写的序言的节录。该书由刘青、严子龙、李静阁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

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秋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