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外交是能以一系列新工具为装备的外交形式。外交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观察、分析、报告，然后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采取进一步行动。简而言之，数字外交就是利用互联网来达到外交的目的。这种外交的目的同样是收集与分析一国外交政策的处境与重要性的信息，并对此进行交流沟通，确保本国在海外的经济、政治和商业利益并帮助处于危急状况的本国公民。然而数字外交环境为沟通交流以及表达诉求提供了新的方式。

数字化的环境需要外交新方法的诞生，而与外交相关联的那些人物也需要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在传统外交中，“信息的获取”是通过大使馆完成的，而现在，不论是常驻的代表团还是暂驻的外交官，都可以获得由数字化信息源所提供的帮助，例如：社交网络、微博以及搜索引擎。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可以代表一国发言的机关若需要针对某项议题发声亦可通过数字化渠道。

针对数字化时代的适应与外交官自我认知中的自身职责与重要性息息相关，并且最终会成为他们当前所效力的体系结构未来变革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外交的影响和重要性被假想为两个互相影响的层面。第一个层面与当代国际政策环境的需求以及数字化对政府和外交体系结构的影响有关。第二个层布莱恩·霍金斯 扬·梅理森 数字外交：数字化时代的外交结构面涉及到外交部作为一个组织的具体角色以及外交的专业使命问题。数字化也为当前针对外交活动的效率性、合法性，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就效率而言，数字化外交将诸如社交网络之类的新工具如何才能强化其在外交活动中的关键作用的问题推上了台面。这点与关于合法性的问题必须分开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对数字化的适应是别无选择的事。对新技术的失败适应实际是对在不稳定的政府体系结构中作为现代组织的外交部的一种质疑，同时也是对外交部持续相关性的一种质疑。

数字化、国家外交体系与外交部门

要讨论效率性与合法性，我们需要将外交部置于相对广阔的一国之内的外交体系中来看待。所谓国内外交体系即是参与国际政策制定与贯彻的相关部门与机构的总和。国内外交体系的角色反映了国外政策管理技巧的两种趋势：一是由有明确分工的部门系统取得强化的国际功能，二是依靠集中处理来彰显中央机构的重要性，尤其是首相府、总统府的重要性。在这两个趋势下的外交部更像是附属于国内外交体系的一个卓越的子系统。

中央机构（即总部）和外交网络——或者说“外围机构”数字化要如何融入当前格局？当我们把政府作为整体看待时又该如何回应这些问题以及数字化的发展机会？最近一项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指出组织内的各成员政府针对社交媒体应用的回应并不在一个步调上，并且尤其缺乏一个综合性的战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的成员国政府很少有能针对社交媒体由来已久的应用提出战略或首要计划。在那些能够拿出战略或计划的政府中，大多认为社交媒体主要是作为加强公共交流的附带工具。只有少数政府真正尝试借用社交媒体的优势来达成更高层面的目的，例如，使公民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变动以及公共服务的交付形式的重新设计。

在数字化时代，国外政策管理技巧存在的问题反映的是那些处于对立面的政府总体所存在的问题。一个在当代外交中被普遍接受的准则是：外交的趋势将越发要求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

数字化的工具帮助加强了国内外交体系中关键环节的联系，但在割裂开来的制定国外政策的官僚机构中，他们的出现也使得更为本质的问题开始浮现：什么可以充当有效利用这些工具掌控全球化进程的“领导者”呢？以以色列国防军为例，他们在规范社交网络这一问题上的地位可说是先驱，拥有同样地位的还有美国，国防部在美国国内的形象要比国务院更加强硬且有效。在英国，军队针对脸书刚刚成立了一支特殊部队，致力于心理层面的战术以及信息时代由社交媒体燃起的非传统战火的应对。

数字化与外交部门子系统

要想概括国外部门以及他们对变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但是通讯网络的结构与进程是所有外交部及其外交网络的强有力后盾，这一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广义的国内外交体系下的外交部子系统受到了数字化怎样的影响呢？

排除显而易见的差异，在外交方面由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问题都有着显著的相似性。它们是否改变了在这个子系统中中央机构（外交部）与边缘部门（外交职务）的角色定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于职业外交官的角色与角色定位它们带来了什么样后果？在制定网络外交策略时应该怎样制定规则和预防风险？在进一步发展与评估数字化的容量与表现方面的批判性准则是什么？

来看看Hood和Magetts提出的控制论体系的原则。他们的理论是：当任何体系与外界发生联系或试图掌控环境时都会需要两种工具：“探测器”（指政府用以获得和生产信息的手段）、“感受器”（指政府所能动用的一类能够对外界产生影响的手段）。这类手段在两个政府之间或政府内部都以不同形式存在，它们主要分为以下几类。首先，结节性：作为信息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该点所具有的属性称为结节性。其次，权威性：作为与职能运转相关的合法或法定权力所拥有的地位，称为权威性。第三，财富：用于施加影响以及购买信息的经济来源。第四，组织：与政府角色大体关联或与组织内的特定部门相关联的一系列人工技术与物质（办公大楼及办公设施）。

当该理论被应用于外交部子系统时，我们发现它的特征就是由“探测器”和“感受器”组成的特殊格局。由于子系统依赖其在社交和信息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结节性成为了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不论是在广义的国内外交体系或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取得信息和施加影响的重要性都可称为之最。在余下的三种手段中，组织又显得最为重要---人力物力资源显然是决定外交部使结节性效用最大化的能力的因素。

外交部门数字化节点

数字化是怎样影响结节性的呢？要陈述第一条综合性的论点，就需要说明数字外交当前的状态：难以应付。外交正处在一个转换阶段，在未来还会持续处于该阶段，并且同时需要面对内外双重阻力，而数字化恰恰是该阶段的重要环节。

首先要阐明的论点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外交部过去曾充当的信息筛选者的角色变得不再重要；另一方面，数字化能够获取大量数据，其众包的形式以及知识管理工具的作用，能够强化身兼“探测器”与“感受器”双重角色的外交部的结节性。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真假信息混杂大爆炸的情况下，就分析能力来说，外交部作为节点的价值会被这种情况潜在地放大，这就是说要利用外交来解析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期数字化在美国政府中表现为知识管理这一事实也就不奇怪了。

以合适的方式与时机利用并整理线上线下的战略，在当前已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数字化为广义上的“广播”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同时也使得锁定特定群体为目标成为可能。这其中的诀窍在于如何为手头的工作挑布莱恩·霍金斯 扬·梅理森 数字外交：数字化时代的外交结构选合适的结点工具并制定合适的战略。

外交部门与大使馆的关系

外交部作为完整外交网络的一环，其显著特点恰如前文所述，在于“中央机构”和“外围组织”的角色分离。这使得外交部特性中的结节性打了折扣：为了达成特定目的而搜集、转换并应用信息。数字化在该过程中的参与能够为该体系的要素提供新的来源，且能够对外交部子系统中的两种角色以及外交部本身兼具的两种角色的关系起到润滑作用。

数字技术的影响力在这两个层面上都已有了体现。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还加强了两个层面间的联系。以九十年代电子邮件安全性的改进为例，这一变革在当时曾被视为将政策制定的职能由“中央”向“外围”重新分配的一次机会，且能够改变已形成的信息分配按等级划分的局面。

结果，信息的流动所形成的体系并不是所想象的辐射型，而是一种能使“中央”与“外围”的关系更紧密且更复杂的网状系统。数字技术最终会引领我们走向何处至今尚无定论，但一些外交官认为近年来的通讯技术部署趋向于增加“中央”在细节上的把控，且进一步强化了信息分配的等级制度，这就与人们最初的意愿背道而驰——运作效能的加强并未得以实现。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前对外交部门而言可获取的组织性的资源正持续地减少。需要重申的是，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为政府代言形式的扩张产生了“虚拟外交”的概念，这对外交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外交部门尝试用新方法建立比传统使馆更经济的模式的同时，科技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在维持外交制度代言的形式与目的遭到质疑的背景下，通讯技术的发展有更深远的意义。

在数字外交的领域内，信息在国内外交体系和外交部门之间的流动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大使馆将自身嵌入那些与使馆相连接的社交媒体的网络中，同时也嵌入他们下属的外交部门，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门。位于以色列的82个大使馆中注册了脸书且拥有正在活跃的推特帐号的使馆仅有11个，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但仍然体现了在强化了结节性的体系下社交媒体的发展空间。这些大使馆不但关注了自己国家的外交部，还可以在被派遣国创建包含其他外国使馆的社交网络。

如果某部门的帐号被其他使馆关注，那么该部门就能有效地向其他国家传播国外的相关政策。更重要的是，如果该部门关注了外国使馆的数字外交频道，那么当地的外交部就能收集有关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面的信息。

结节性的重要性与外交部的运作方式密切相关。问题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在数字化带来成本节约的同时，并不会完全解决组织强度降低的问题。大多数外交部目前的燃眉之急是由全球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财务紧张，但这种局面不太可能单靠数字化战略来扭转。以下列出能决定数字化与当前体系的契合程度，从而影响数字化进程总体表现的四个因素。

第一，有利于全局发展的内部结构。已有的经验为我们展示了在外交部内部建立分管数字化部门的重要性，典例是美国国务院在2013年在外交联邦部下成立了数字化转换分部。这其中的目的是在这样的分部之外传播信息。仍然存在的担忧是如何保证部门内的最高管理者能重视数字化创新，外交部下属的类似部门当前被不了解机构内部运作模式的非职业外交官占据。诸如“斯德哥尔摩数字外交倡议”等国际性倡议也对数字技术和战略的传播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二，有效率的数字化“战士”的存在。由于数字化的历史还相对很短，各界人士的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在美国，希拉里克林顿之于国务院的角色就是数字化所需要的战士。在其他国家，也有积极推动“推特外交”的政客，如印度总理莫迪等，都在政圈为数字化作出卓越贡献。当然，外交部内部的那些积极“战士”或是积极的“宣传员”的存在也是同样重要的。

第三，角色与技术。数字外交出现后，为了其有效的应用，种种必要的技术都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使数字技术在外交部子系统内主流化是当前的关布莱恩·霍金斯 扬·梅理森 数字外交：数字化时代的外交结构键挑战，从更广的角度上看同样也是对政府而言的一次挑战。要想更全面地理解这种挑战就需要我们全方位思考外交的目的性、外交官对当前形式的适应情况，并认清对当前多变而复杂环境的适应速度仍需要加快这一事实。

第四，规则与风险应对措施。所有的技术革新都会有它的风险。外交官使用社交媒体所附带的影响已经在新闻中大量报道并且常被作为社交媒体必须谨慎使用的例证。然而，重点在于，社交媒体的使用确实是影响外交、政府、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环节。越来越多在科技支撑下的开放且已普及开的交流模式如智能手机等，现在不仅为国外政策所用还在整个政圈内被应用。但在外交这方面，如何处理作为谈判环境基础要素的保密性和对透明度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推广新交流模式的重大难题。

现已有许多国家的外交部出台了关于社交媒体发展的指导方针，这能够对这种情况有所帮助，但却会对传统的外交准则以及其他在专业领域中历史悠久的要素造成一定程度的撼动。外交界对数字时代的适应过程注定不会太快，然而与此同时的大问题却是时间的紧迫性，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外交部要想在政府管辖之外的领域中跟上数字化的进程的脚步仍然会很困难。

作者简介： 

布莱恩·霍金斯：拉夫堡大学国际关系荣誉教授、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

扬·梅理森：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外交学教授。

（本文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秋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