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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君: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在华外交
发布时间:2016年08月25日  来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于洪君  阅读:350

原标题: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在华外交

原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俄国反革命势力,接连不断地对苏维埃俄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1920年4月,波兰地主武装和弗兰格尔匪帮又在俄国的西部战线重新燃起了战火。侵占西伯利亚的日本干涉军也蠢蠢欲动, 图谋把新的战争强加在苏维埃俄国头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已经被连年战祸拖得疲惫不堪,如今又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为了避免同日本人发生直接冲突,在东方战线赢得一个喘息时机,以便集中全力粉碎敌人在西线的进攻,确保反干涉斗争的最后胜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在辽阔的远东国土上建立一个形式上独立于苏俄,实际上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苏维埃俄国和日本的“缓冲国”。于是,1920年4月6日, 包括内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堪察加地区、库页岛北部地区在内的远东共和国在上乌丁斯科(即今乌兰乌德)正式宣告成立。

远东共和国的成立,是俄国无产阶级为战胜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而采取的重大策略措施。这个国家成立后的首要外交任务,就是努力打开通向外部世界的渠道,使苏维埃国家从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既在军事上,又在政治上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因而, 它特别重视同毗邻大国中国的关系正常化问题,力图通过与中国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导致中国与苏俄的关系正常化。这也是当时苏俄政府力求达到的外交目标之一。出于这样的考虑,远东共和国一方面于1920年5月中旬照会中国北京政府,指出,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尽快建立彼此之间的互利关系,并建议根据1919年苏俄对华宣言精神进行谈判,一面决定派遣国防部副部长伊格纳切夫·优林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

当时, 远东共和国大片领土仍在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的控制之下,因此,沿着中东铁路前往中国是不可能的。优林使团只好从上乌丁斯克出发,循着古老的中俄通商之路,经过恰克图和蒙古戈壁,取道张家口前来北京。


当时,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上是与帝国主义协约国配合行动的。在对待苏俄的关系上,它也屈服于列强驻华使团的压力。1927年12月27日,北京政府禁止了包括茶叶在内的向俄国的粮食出口;次年1月,封闭了中俄边界,停止了一切货物运输;3月底,又召回了驻彼得格勒公使刘镜人。与此同时,它却继续承认俄国临时政府派来的公使库达摄夫,荒谬地向该使团偿付庚子赔款中赔偿俄国的部分。1918年8月, 段琪瑞政府还把军队派到了俄国远东,公开参与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尽管苏俄新政府庄严声明,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政府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旧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呼吁北京政府派遣自己的代表就建立关系问题进行会晤,但中国方面迟迟没有作出积极响应。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局面下,远东共和国优林使团的中国之行,不能不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使命。

1920年6月10月,优林一行六人抵达中俄边境(今蒙俄边境)古城买卖城,同中国地方当局取得了联系,并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发给来华护照。北京政府对此犹豫不决,拖延很长时间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后来,它建议优林代表团在边境等候,它准备派员来边境会谈。然而,优林等人不接受中国方面的办法,一再声称他们是国家代表团,负有调整外交和商务的全权,因此应当到北京去同政府谈判。也就在这一期间,北京派出了由陆军中将张斯麐率领的非正式代表团前往俄国,以便了解俄国事变的真象,弄清苏俄政府对华声明的真正意图。优林使团利用这一事实一再质问中国当局,张斯麐将军一行一路无阻,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去中国为什么要受到阻挠呢?

1920年夏季,苏维埃俄国的反干涉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日本干涉者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开始从西伯利亚地区撤军,远东共和国部队和游击队乘机东进,解放了大片国土。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北京政府终于停止支付庚子赔款中支付给的俄国的部分, 重新考虑与苏俄以及远东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社会舆论极其强烈地反对追随日本出兵干涉苏俄远东,迫使它放弃了漠视远东共和国的立场,派出三名外国顾问到远东共和国去了解情况, 旋即缓和了对待优林代表团的态度。

7月7日, 优林再次致电中国外交部,促请开议。北京方面终于作出了非正式接待优林使团的决定,但它同时却向西方国家保证,决不以政治间题为谈判内容。7 月21 日,北京方面致电西北筹边使署,倘若优林能改为商务委员身分,可允许来华。优林等人在征得上乌丁斯克方面的同意后,将自己的代表团改为商务总代表,并声明此次来华专为两国通商事宜。8月9日,优林一行乘自备的小汽车驶离恰克图,8月26日抵达张家口,同日换乘火车到达北京。


优林一行初到北京,下榻在一个匈牙利人开设的高级旅馆里。为了替即将开始的外交活动作好充分准备,最初,他们没有立刻抛头露面,而是深居简出,整天坐在旅馆中埋头研究各种外交礼仪和成规,并细心阅读中国的报纸,全面了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他们还聘请了两位多年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人伊文和霍德洛夫担任代表团的非正式顾问,帮助自己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局。此外,他们还特意到使馆区一位英国服装商人那里订制了十分考究的外交官服饰,以便在北京政府、在北京外交界和新闻界面前增强自己的外交官形象。在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代表团秘书兼翻译柯尚宁正式前往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外长接见优林,安排会谈事宜。经过多次磋商,中国方面同意进行谈判,并组成了以刘镜人为首的俄国事务委员会承担此项工作。但是,中国政府在9月16日的公开声明中再一次明确宣布,此次谈判仅仅限于商务贸易和保护西伯利亚居民问题。至于外长接见问题,中国方面认为无此必要,因为俄国事务委员会具有签署协定的全权。但远东共和国代表认为,外长接见优林是事实上承认这个代表团的重要步骤,坚持要求外长先行接见,然后再会晤刘镜人。不仅如此,中国方面还对远东共和国使团的代表性问题提出了责难,认为在上乌丁斯克政府同各地方政权脱节的情况下,优林等人没有代表西伯利亚一切地方政府的全权。双方的初步接触就这样陷入了僵持的局面。

为了回答中国政府的这一要求,远东共和国各地方政权陆续派人前来北京参加优林使团的工作。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因此人员骤增,包住旅馆已经无法适应工作需要了。于是,他们买下了一幢三层小楼作为新的办公地点。代表团还正式聘请了巴黎毕业的工程师、前俄亚银行驻哈尔滨的要员、二月革命时的孟什维克托尔哈塞夫充任经济专家,协助代表团进行谈判的准备工作。远东代表团的外交活动至此全面展开了。

1920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在充分注意到了俄国境内的事态发展之后,宣布不再承认库达摄夫的合法地位。中国方面的这一举动,在苏俄方面引起了积极的回响。9月27日, 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对张斯麐代表团前来莫斯科表示欢迎,并重申,“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宣言建议“两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迅速建立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鉴于中国方面特别关心中东铁路的前途问题, 宣言提出由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三方共同签署关于中东铁路的条约。11月2日,列宁接见了张斯麐,提出了中俄团结一致促使帝国主义灭亡的问题。中俄关系中的这一新变化,为优林代表团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29日,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在自己的家中以半官方的形式接见了优林和柯尚宁。11月30日,双方的会谈在优林和刘镜人之间重新开始了。

在会谈中,中国方面向远东代表团提出了进行商约谈判的先决条件:1、不在中国进行任何政治宣传;2、赔偿中国侨民因俄国事变所遭受的损失;3、保护远东地区华侨生命财产安全并给予一切方便;4、妥善处理新疆、后贝加尔湖等地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事件,并要保证不要发生。优林承诺了这些条件,但也提出:1、废除不平等条约;2、恢复两国领事制度;3、拒绝道胜银行的要求;4、发展两国商业;5、恢复邦交,要求以此作为谈判基础。双方讨价还价, 交涉到1921年1月中旬,终因保护西伯利亚华侨和赔偿损失问题未能达成协议而宣告破裂。中国方面甚至在1月15日退还了远东共和国代表团的全部外交文件。但是,优林使团的努力毕竟还是取得了一点成就:1月9日, 中国代表宋小镰与远东共和国代表在东北某地签署了《中东路与俄国贝加尔路临时交通办法》, 决定恢复双方的货物运输。


优林代表团的在华外交是很不顺利的。从优林等人抵达北京的第一天开始,各帝国主义使团,尤其是法、日公使一直从中作梗,企图阻挠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与中国方面的谈判。在双方谈判中断的同时,中国同苏俄的关系,以及同远东共和国的关系,都在趋于紧张。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了正常贸易。2月2日,优林还通谍北京外交部,不仅矢口否认远东共和国曾经禁止华商贸易,侵害其利益,而且对中国方面允许白俄在中国活动,扣留俄国购买的粮食提出质问。2月20日,优林又当面向中国外交次长刘式训提出,由于恩琴匪帮占据库伦,危及双方利益,远东方面决定派兵进剿,待事成后即行撤军。对此,中国方面断然加以拒绝。但是, 中国政府当时也希望能很快消除白匪在中国的祸乱,因而曾密令地方军事长官,如果远东共和国政府自愿无条件援助,无须拒绝,但要拟定防御线和区域,不得共同出兵。

为了打破僵局,把已经开始的谈判迸行下去, 双方都作了一些努力。早在谈判中断后不久,中国方面就曾经向优林提出五项缔结商约的新条件:1、废除帝俄时期所有特权;2、废除1881年所订陆路通商条约;3、先订暂行通商条例;4、未订正约前两国领事只用贸易保护官名义;5、商约草约依据新疆局部商约十条( 指1920年5月签署的中俄临时通商条件)商定。3月7日,中国黑龙江省地方官员同远东共和国代表在满洲里又签署了关于开通边界、开通车辆两个协议。3月14日,优林向中国外交部表示,一俟中俄通商,愿将江东六十四屯归还中国。4月2日,优林又向中国外交部亲自呈交了远东共和国宪法会议3月24日致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照会。内称:远东共和国“极愿依据彼此尊重公道及双方安全之确定办法,以缔结善邻之友谊关系。”“远东共和国及中华民国因保卫自己独立,以防外力之干涉,有共同之利益,足以使其互相联络。且两国经济关系尤异常密切。”照会促请中国方面恢复商约谈判,并承认远东共和国。

中国方面对远东共和国方面的善意表示了充分的谅解。因此,尽管3月下旬远东共和国军队已经进赴蒙古,北京外交部仍于4月16日答复优林,一俟远东共和国政府有正式请求,通商条约谈判可以重新开始。此时,由于中国北京政府和苏俄代表在伦敦的接触有了新的进展,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在北京的处境亦随着得到了明显的改善。4月20日,靳云鹏总理在外交部正式设宴招待了优林等人。双方商定,以后凡牵涉重大问题,均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与优林接洽。这是中国方面提高会谈级别的重要表示。5月中旬,颜惠庆与优林开始正式谈判《中俄通商协定草案》,同时也把中东路间题纳人了谈判内容。不久,商约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上拟就了双方均能接受的条文,其中包括了领事代表、松花江通航、中东路区域治外法权废除后俄人地位等问题。5月下旬,优林在回国述职途中乐观地向记者宣告,正式商约即将签字。

但是,远东共和国配合苏俄进兵蒙古后,同苏俄一起在7月中旬帮助建立了“蒙古临时人民革命政府”,尔后又于7月20日宣布进兵满洲追剿谢苗诺夫和恩琴匪帮,并在边境河流中制造了炮击中国船只,致使多人伤亡的流血事件,这就使商约谈判的气氛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已经升任为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优林把张作霖看作是中国东北事实上的主人,于7 月下旬返回北京时在沈阳同张作霖直接商谈了蒙古间题,这使北京政府深为不安。因此,尽管优林在沈阳答应归还蒙古,具体事宜可在满洲里另议,但北京对于缔结商约的热情已经大大冷淡下来了。优林回到北京后,面见徐世昌总统的要求被拒绝了,他同颜惠庆就商约问题,中东路问题,交还库伦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也毫无进展,只好于8月初再返沈阳,企图通过与张作霖的交涉打开局面。在交涉中,优林把承认远东共和国,会剿东省铁路沿线的白匪,远东共和国认为华军有实力接防蒙古时方能撤军提出来,作为交还库伦的先决条件,被张作霖严厉拒绝。优林逗留二十几天无结果,只好动身去大连参加远东共和国与日本的谈判。这期间, 远东共和国代表团的秘书葛雷由于携带“宣传品”在北京车站被逮捕,北京政府据此断定远东共和国是屈从于莫斯科的,从而加深了对远东共和国的不信任情绪。而远东共和国方面又不经允许,擅自在齐齐哈尔开设了领事馆,使双方的关系大大冷却下来。

面对前景暗淡的商约谈判进程,优林只得放下在大连的事务,于8月27日再返北京。他此次拜访了外交次长刘式训及刘镜人等,提出了双方合办中东路的要求,被中国方面拒绝。他为重开商约谈判而进行的接触也没能取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 优林只好于9月上旬离开北京去大连,然后回国述职。直到9月28日,他才又一次前来北京,同中国方面讨论车站扣留“行李”事件的解决办法,并讨论蒙古和中东路问题。经过三天的反复交涉,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中国方面归还被扣文件,给予远东代表团以适当待遇;远东代表团担保绝不鼓吹政治和干预中国内政,召回中国所不适意的委员。关于蒙古问题,优林表示承认中国的主权,同意撤军,具体事宜仍坚持在满洲里另议。东省铁路,他原则上也不反对归还中国,但要求给予远东共和国各种经济优惠。

几天以后,优林奉调回国了。虽然他历时一年多的中国之行没有获得预想的重要外交突破, 但他在10月31日途经哈尔滨时,仍然满有信心地向记者宣称:中国和远东共和国的商约谈判必得圆满结果。蒙古问题也可望得到解,远东共和国已正式命令开始撤军。


优林归国后,远东代表团由阿格廖夫主持。1922年1月2日,刘镜人开始与阿格廖夫恢复商约谈判。在谈判中,远东代表的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但重新提出了双方合办中东路的要求,而且向中国方面索取远东共和国军队维持库伦秩序的代价。中国方面坚决恪守以往的原则立场,要求远东共和国政府保证外蒙不再发生骚乱,赔偿俄国事变以来中国商人所受的损失等。

北京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得到了张作霖的通电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哈尔滨两次万人集会的有力声援。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只好作了某些妥协。2月28日,中国和远东共和国代表以及苏俄的来华代表终于就中东铁路问题初步达成如下协议:中东铁路由中国政府管理,俄人所有的该路股分由中国政府在五年内定价收回;在此之前,苏俄和远东共和国代表可派人参与路政, 该路所负外债则由中国负坦。中国政府还进一步提出,中国不得已时将越界护侨,但不干预战事;华侨因依乱所受损失须申俄国政府赔偿或抚恤;取消一切苛税,松花江、黑龙江航权应归中俄合办,库伦、恰克图应即交还中国,由中国派兵驻防;取消中俄蒙以前所订条约;俄国缺粮由中国接济等条件。这时,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已经与苏俄派驻北京的代表团配合工作了。经协商后,它们表示除第一条不能答应(但保证加意保护华侨),后两条可继续研究外,其余基本认可。双方的立场再度趋于接近。

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对自己的工作进屏感到满意。3月29日阿格廖夫奉调回国后, 他的继任者白克勤, 鲍罗庭等人继续努力不懈地保持同中国方面的接触与洽商。

1922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撤出了苏俄在远东的最后一块领土,苏联的反干涉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作为反干涉斗争产物的远东共和国已释完成了“缓冲国”的历史作用,遂于11日1日宣告取消,回归苏维埃祖国怀抱。它在北京的外交使团,正式并入由越飞领导的苏俄代表团,一切议而未决的问题,此后均由越飞使团继续与中国方面进行协议。


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在中国的外交活动,持续了两年又三个月的时间。虽然它没有达到同中国缔结商约,进而建立外交关系的预定目标,但还是不乏成就的。他们不仅同中国外交当局进行了商务等许多双边事务谈判,而且努力同各国驻华使团,同新闻界,同各界朝野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接触,扩大了远东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宣传了俄国事变的真象,在抵消帝国主义诽谤宣传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远东代表团刚到北京不久,就通过伊文和霍德洛夫等人认识了中国总统府顾问多纳尔德,安德逊等,通过这些人的居间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它在北京政府面前的地位。他们还聘请了一位美国公使馆武官的妻子为代表团工作人员讲授英语,从而同美国外交官建立了非正式的联系。他们同意大利、巴西、德国等国的外交使团也建立了较好的接触,墨西哥外交官甚至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日本外交官有时也以私人身分去参加他们的招待会。但是,他们同英国、法国的代表团一直关系紧张,在荷兰人那里甚至经常受到不礼貌的接待。尽管如此,他们却总是颇有耐心地主动去接近这些使团,照例把各种外交文件递交给他们。应当承认,正是由于这样一些恰当得体的外交努力,终于使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在北京外交界中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在华期间,正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但是,为了避免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嫌疑,该代表团没有为中共的创建提供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帮助。除了李大钊在别人的伴随下到代表团去过而外,它再也没有同其他中国共产主义者有过别的接触。当然,远东共和国代表团曾经派霍德洛夫到上海、广州等地活动过,为日后鲍罗庭,越飞等人同孙中山建立正式联系创造了条件。当时中国的其他社会名流如胡适、梁启超等人也都曾经到代表团的驻作过客,连昙花一现的社会党的领袖江亢虎也偕同德国妻子前往拜见过。随着代表团工作局面的打开,随着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国际威信的提高,中国的一些政府要员,如国家银行副总裁,前上院主席,前驻伦敦公使等人也纷至沓来。就连一向深居简出、闭门谢客的退职总统黎元洪,也在天津邀请优林等人去作了客。远东共和国代表团的这些民间外交同样是无可非议的。这些活动为后来中苏两国关系的逐渐改善与发展作了某些必要的准备。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错综复杂,两国当时的互不信任情绪是不可能一下子根除干净的。在帝国主义外交压力下,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俄国革命一直持冷眼旁观的态度,甚至是怀疑和敌视的态度。由于害怕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传播,害伯苏俄同中国革命力量的接触,它始终对苏俄和远东共和国怀有戒心,对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关于实现通商和邦交正常化的呼声疑虑重重。而当双方开始进行了认真的接触之后,苏俄和远东共和国方面都没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谈判环境,没有向北京政府显示出充分的诚意和应有的严肃态度。在谈判中,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不仅改变初衷,提出了一些使中国方便无法接受的主张,而且常常反复无常,制造了某些人为的障碍。尤其是它积极参与外蒙古分离运动,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致使中国方面无法同远东共和国和苏联方面迅速恢复正常关系,从而,失去了公正合理地解决中俄重大历史悬案的宝贵机会。这是现代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最大憾事。

(注释略)


[1] 回复:于洪君: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在华外交
远东共和国早已不见了,连苏维埃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也不见了,无产阶级最后的阴魂还在这里飘荡,虽然当代史不会公正,但整个历史一定是公正的,
用户:匿名用户发表于 2016/8/28 2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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