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一带一路”是从丝绸之路延伸出来的，丝绸之路这个问题是我在2012年秋天开始关注的，从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来讲，主要研究美国。所以从2009年就开始研究应对美国重返东南亚到亚太再平衡，感觉到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在上升，中国的战略环境在发生变化。

接下来就是中国在长期主导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条件，战略机遇期是不是还存在，这个在我们研究美国的学者当中是非常关注的问题。

在2012年左右由于中美关系的压力不断地上升，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当时在美国研究圈子里面有一股声音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跟美国在钓鱼岛、在南海发生正面的冲撞。中国是一个可东可西，可南可北的国家。东面美国很感兴趣，我们是不是可以到西面看看有没有文章可以做？这是研究美国学者的主导性看法。所以就去思考战略机遇期的问题。2011年的秋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我国仍然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机遇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围绕这个问题我就做了一些研究，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变化，内涵怎么变？条件怎么变？当时正好《学习时报》约几篇文章，文章正确理解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其中有一部分谈到了丝绸之路的问题，也呼应了我们研究美国的学者，大家一个共识，是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在那篇文章提出了从西安到欧洲的这样一个新丝绸之路，中国可以去做的问题。后来2013年的10月份，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计划。围绕这个，学界有很多讨论，在2012年的冬天我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当我了解以后发现这个很难，投入很大，风险很大。

所以当中央领导人正式提出来，我反而觉得应该谨慎。在此后的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国内很多学者在谈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去调研。我们到了最北边，也到了最西面、最南面，到处看，到处听人家讲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

最后特别是三部委的文件出来之后，结合我的一些调研的成果，正好察哈尔学会于凡和中国网张林让我写一写，当时还设了一个专栏。是专栏就不能只写一篇，于凡和张林他们有很强的督促能力，几乎三两天就要一篇。既然已经开始了，就收不住了。最终大概写了三十几篇的评论，写完了之后，我觉得可以放在一边。

但是中国网的张林告诉我，可以编成一本书，他觉得还是有一些观众，有一些读者，所以就有了这本书。这本书意图是想干什么呢？我不是想宣传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倡议，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第二，我也不是去解读中国政府的意图，我是想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是作为一个学者的思考，自己先弄清楚，然后表达上语言尽可能不用学术的语言，不用太专业的语言，试图用一种非常通俗的语言。写给哪些人看呢？其实就写给从事“一带一路”工作的人看，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用学者的视角和方法，但是不用学者的语言，去写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性的一本书，最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实现我的目的。反正这个书就出来了。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你写这个是不是凑热闹，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完全没有，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心得。这就是这本书的写作背景。

这本书回答了哪些问题呢？

我一直迷惑，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非常迷惑。我归结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我竭力去回答，可能回答得不那么好。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政府理解中国，有的时候不能只看某一个方面，你看西方的学者在理解中国的时候，在对中国的战略判断，从七十年代以来基本都是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接触的人都是一些精英、知识分子，而这些在中国当中是少数的。所以我们要看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一定阶段上，他是以什么样的思想来理解问题，以什么样的哲学来观察世界，这是我竭力去做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其实他的指导哲学就是矛盾论，就是斗争。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就说我们指导哲学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的文件和各个地方政府、企业在做的事情，你会发现他们的确是以实践为指导，但是在更多时候，我发现地方政府和这些企业并没有任何的理论指导。这些赚钱的企业并不参考任何理论，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也不是中国的经济理论指导，他就是在实际行动中干出来的。

所以我把这种哲学叫做行动哲学。跟这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交谈，他会说很多问题来不及思考，怎么管用怎么办。哪怕理论上有禁区也不管了，反正先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其实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是这样过来的。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代表的这一代领导人，大多数都是从基层一点点干上来的。对他们来讲，他们不相信任何知识分子所做的理论上的建构，他们也不相信西方的经济学，他们相信什么呢？在实践当中要管用，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哲学。

“一带一路”在学界，特别是一线学者，他们是冷眼旁观的，不看好，甚至认为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和实际上从事实际工作的人、话语、语言、理论体系是不同的，所以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但是“一带一路”既然是由实际工作的人提出来的，他们的实践基础就是行动哲学，不是任何其他的哲学理论。虽然我们知识分子现在不看好它，而且“一带一路”也绝不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所提出来的，而是中国的行政官员，领导人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提出来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第二个在工作方法上，方法论上反映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方法论是摸着石头过河，最典型的实践形式就是先从某一个地方试点，总结经验，成功以后再推广。在试的时候，可以充分发挥你的创造性，直到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再推广。在过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已发展起来。前两天我到江苏，从上海到南京，是一个超级规模，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它已经完全连成一片，途中的乡村都已经被消灭。所有的农田，除了必要的农田之外，大部分都是一些工厂和厂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就不合适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石头可摸，已经连成一片。如果上海只考虑上海的事，江苏只考虑江苏的事，浙江只考虑浙江的事，就像京津冀三个轮子在转的话，必然会自相残杀，互相撞车。所以中国现在到了要在原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要加强顶层设计。

所以“一带一路”在方法论上是一个顶层设计的产物，当然现在的争论是“一带一路”这种顶层设计究竟该设计到多大范围？它设计的程度是多大？这可能是个问题了。所以我感觉在方法论上，现在除了继续基层创新之外，还要更加强调顶层设计。

另外还强调以点连线，以线带面，以面带片，点线面结合，实行重点突破式的改革和整体推进式的改革相结合，实现渐进式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相结合，让我感觉到整个方法论和以前也不太一样，是中央政府的轮子有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十三五”规划的理念也是有很大变化。

方法论有很大的变化，在发展观上、在外交上，我认为对这两个变化有很大的调整。在发展理论上，更多地开始不是强调某一个中心的发展，而是强调共同发展，也就是柯银斌提出的共同现代化。我不太喜欢“共同现代化”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化本身是有明确指向的。其实习近平用“共同发展”这个概念，是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最核心的一条是什么呢？是今天中国的发展。我们过去的理论，迄今为止只解决一个问题，是强者怎么发展，弱者怎么发展。但是所谓强者怎么发展，就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理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的是什么呢？是落后的国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在发达地区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和在社会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没有发展理论的。 “一带一路”里面的很多提法，实际上是努力在解决共同发展的问题。

在外交上也是，过去中国的外交更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在1978年12月份之后，以美国为中心这样一个局面被打破了，中国现在更多的是以“一带一路”为中心。具体表现为中俄特殊关系，可能要优于中美关系，周边关系要重于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上，时间关系我不详细讲了。所以有一系列的变化，包括在开放上也提出了总体开放的布局。

结论是什么呢？

到底“一带一路”该定位在要干什么？当然有不同的解释。我是比较倾向于认为它就是要构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系。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然后通过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提升国际贸易实现发展。现在中国土地上已经不足以承载中国庞大经济体，中国需要走出去，中国需要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下寻求发展。

现在关于开放性经济叫OEP开放经济政治学，是普林斯顿几个大学比较热的话题。美国用TPP、TTIP、TISE这种新的更高等级的规则来推动发展，中国要寻求不同于这种体制的另外一种开放性经济体系的发展。这种叫做什么？现在习近平的提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怎么去解释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要通向开放性经济体系，以及开放性经济体系所支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一带一路”大概一头是中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头是全球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就是这两个发展当中的桥梁和纽带，这就是我对“一带一路”基本的理解。